領袖們(91)_尼克松

九一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個插曲，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以色列面臨失敗威脅時，我命令「一切能夠飛行」的運輸工具都要全部應用起來，大規模地、緊急地向以色列空運供應物資。她後來寫道：「這次空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不僅提高了我們的士氣，也清楚地向蘇聯表明了美國的立常毫無疑問，它也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當我聽到（運輸）飛機正在利達降落的消息時，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她後來告訴我說：她認為，我的行動——包括空運以及當蘇聯威脅要派部隊去這個地區時，美國宣佈它在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進入戒備狀態——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當埃以部隊脫離接觸的協定宣佈時，我給梅厄夫人通了電話。當時，水門危機已成為整個美國的頭條新聞。在通話結束時，她說：「請多多保重，好好休息。」這使我深受感動。

　　如果在危機時刻表現得堅強不屈是戈爾達·梅厄的特點，那麼，慈母般的諄淳善誘則是她的另一特點。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爾達·謝拉努」即「我們的戈爾達」這樣的愛稱而聞名。她自由白在地、毫無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動。當她的內閣成員們圍在她廚房的桌子旁邊、或者在爐子附近來回走動時，她一邊為他們燒湯和煮咖啡，一邊和他們討論著國家大事。她就是這樣一位總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開外時，還無情地驅使自己幹這幹那，一直工作至淩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問題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細小的瑣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經親自過目，她都不簽署。她親自去機場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經常是一見到他們就高興得流下熱淚。在贖罪日戰爭中和戰後，她收到許多農民責備她的政府應該對他們孩子的死亡負責的信件，這把她的身體摧垮了。每位戰士陣亡，對她個人都是一次打擊。當納賽爾在西奈進行消耗戰時，她下命令說，每當一個以色列士兵陣亡，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應該立即通知她。人們是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她的指示，以至於有一次由於損失了二十五頭羊，也把她喚醒了。

　　許多領導人是靠個人野心登上最高領導職位的。他們尋求權力，只是因為他們希望手中有權。戈爾達·梅厄不是如此。

　　她畢生只是從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獻身精神都傾注於其中，她1921年遷入以色列，是因為她決心實現猶太複國主義的夢想。她希望能夠對人們有所幫助和裨益。她成為以色列第四任總理時，已經年滿七旬了。

　　當時，萊維·埃希柯由於心臟病淬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領導人立即求助於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為只有她才能在不觸發一場分裂性鬥爭的情況下繼承埃希柯的職位。起初她表示反對，後來還是同意了。事後她寫道：「我當總理，那是因為當總理就是那麼回事，就象我的送奶人成為赫爾蒙山上一個據點的指揮官一樣。我們兩人對這種職位並沒有任何特殊的興趣。但是，我們兩人都盡力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梅厄夫人認為，人們對她這樣一個婦女擔任高級公職一事過分注意了。對她來說，當女人就意味著多幹工作。尤其是在早年養育孩子的年月裡，她既得忙於公務，又得操持家務。當我的女兒朱莉·艾森豪威爾為了撰寫《特殊人物》一書而採訪梅厄夫人時，她問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為第一位女外交部長時有何感觸。梅厄夫人的答覆是獨特的。她微微一笑，說：「我不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一位男部長。」

　　1971年，我和法國總統蓬皮社在亞速爾群島舉行會談。有一次，國務卿羅傑斯為了使談話氣氛輕鬆些，說，世界上兩個最多事的地方——南亞和中東——恰巧都是婦女擔任總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爾達·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說：「哦，真的嗎？」

　　蓬皮杜這句話並沒有蔑視之意，而是帶著一種奇特的讚賞之情。當然，它的寓意是說，戈爾達·梅厄作為一位女總理，從其為人處事的方式上看，簡直與男人沒有什麼區別。戈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處：她們在與異性進行談判時，都過分堅持己見。不過，我與這兩個人打交道時卻發現，她們在談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倆都具有女子的氣質。英迪拉·甘地利用了這種氣質；戈爾達·梅厄卻沒有。甘地夫人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女人來對待，她自己卻以男人那種冷酷無情的態度行事；戈爾達·梅厄則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男人來對待，而且象男人那樣行事。她並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而要求人們寬容她。她也不寬恕別人。

　　她衣著樸素，從不化裝打扮。她把頭髮儘量攏到腦後，梳成一個髮髻。她承認，之所以把頭髮留得長長的，是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喜歡那種樣式。她在與我的夫人交談時，總是很和藹可親，對我們的孩子及私事也明顯地流露出誠摯的興趣。但一般說來，她與人們打交道的作法是：在會議開始時，敷衍他說上幾句「認識您」之類的緩和氣氛的話，然後就單刀直入地談論手頭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第一次見面時，攝影記者卡嚓卡嚓照著相，我們象通常那樣閒扯著。一當把記者們打發走，她就交叉著雙腿，點上香煙，立即著手工作，匆匆地瀏覽她為她的武裝部隊索取裝備的清單。

　　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她就不會寬恕對方，或把事情忘卻，而是滿腹怨恨。她一直沒有寬恕戴高樂在1967年戰爭後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也一直沒有寬恕進行過大屠殺的德國人、甚至他們戰後的新領導人。對於那些使無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她也一直不予寬恕。六十年代，本·古裡安從執政的工黨分離出去後，梅厄夫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裡也一直怨恨他。

　　她對蘇聯尤其不信任。她雖然是一個良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她對蘇聯的專制及其對以色列的威脅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自從能夠記事以後，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親在基輔他們家的門上釘滿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經常發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裡，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們到處搜查、迫害猶太人。她還告訴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來敲她家的門，毆打他父親，因為他是猶太人。這使她驚恐萬狀。她對早年在俄國所度過的歲月的記憶已經不多了，而這些記憶大多是寒冷、饑餓、貧窮和恐懼——尤其是恐懼。在她看來，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蘇維埃俄國繼續發生著。納賽爾曾經發誓要摧毀以色列。梅厄夫人認為，蘇聯對納賽爾的支持，也是對猶太人進一步的侮辱。

　　梅厄夫人有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向我表示：她認為，歐洲許多領導人對蘇聯實行緩和政策，這是一種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對我們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所採取的步驟，她也感到關切。我向她解釋說：我們對緩和問題的做法與他們的做法很不相同；我們對蘇聯的動機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說，關於國際關係，我們的指導原則與《新約全書》中的指導原則略有不同，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談到這一點時，亨利·基辛格插話表示贊同，並說：「還要加重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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