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0)_尼克松

九〇

　　1967年的六天戰爭之後，他建議，除了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外，從埃及和敘利亞手中奪得的其他土地應該歸還給阿拉伯人，因為這些土地「只不過是不動產」。他的建議使許多以色列人大為吃驚和惱火。他說：「對以色列最大的考驗，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與敵對勢力進行戰鬥，而是在於能否成功地從占以色列領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穫更多的東西。」

　　本·古裡安是以色列的托馬斯·傑斐遜、喬治·華盛頓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對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響滲透到各個角落。他撰寫了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他組織了第一支地下的猶太人軍隊。1948年以後，他擔任了總理和國防部長，在四條戰線上開展反對阿拉伯人和保衛以色列的鬥爭。在殘忍的獨立戰爭之後，他制訂了先發制人以減少以色列仿亡的防衛戰略。這種戰略時至今日仍在應用。他贊同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進行公開審判：同時又不顧他的同胞們的強烈反對，與西德打開了非官方的關係，接受康拉德·阿登納的戰爭賠償。

　　他的國內政策是建立在他對平等的夢想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保持民族的統一，為了發展和保衛現代化的猶太國家這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勞動。

　　本·古裡安與許多隻把生命獻給單一事業的人不同，他並不是狹隘的。我發現，他不僅在觀察以美關係方面，而且在觀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務方面，都是堅定的、清醒的和果斷的。他對待各種事物比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戰爭以後，戴高樂公開抨擊了以色列，由於當時正在火頭上，所以他也發表了一些略有輕視猶太人的言論。戈爾達·梅厄從未就此寬恕過他。本·古裡安後來則說：「我認為我們對戴高樂是很不公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是否喜歡猶太人，而在於他拯救了法國。」

　　在待人方面，他和藹並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國進行官方訪問時，訪問了我們在華盛頓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婭正在公誼會學校七年級研習猶太教。她次日要參加一次考試，因此向古裡安問個不休。在向她解釋為什麼猶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麼是大分枝燭臺的問題時，他還就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傳統作了半個小時的講解。結果，特蕾西婭在考試中得了個「優」。自此以後，她一直很珍惜這次令人難以忘懷的會面。

　　戴維·本·古裡安是一位無與倫比的傑出人材，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個勇於探索和獨闢蹊徑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腳步正改變著世界。也許有人會爭辯說，以色列的創建是天經地義的。但是，要使這種天經地義的事情變成現實，還需要耗費一個人非凡的精力。

　　美國和以色列一直都是歐洲猶太移民的兩大目的地和猶太難民的主要避難所。這種共同的特性象一種強有力的紐帶，把這兩個國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各地猶太人對以色列有一種精神上和感情上強烈的依戀，這使以色列各屆總理和美國各屆總統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關係。許多人認為，這種關係僅僅是一種政治關係。誠然，這種關係中包含著政治方面的因素，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戰略上的考慮。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對美國有一種獨特的重要性，因為以色列對大量的美國人具有獨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國總統都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會有相應的表現。對他們來說，其他國家永遠不能與以色列相提並論。

　　對我來說，戈爾達·梅厄與其他領導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兩人都是在1969年執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辭職。

　　她在我就職後兩個月擔任總理，一直到我辭職前兩個月才辭職。實際上，她是「我的」以色列總理！我是「她的」美國總統。

　　就我們兩國而言，我們當政的那些歲月是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無情的。我們關係中的緊張狀態時而還很嚴重。她的要求經常超過我的預計。有時，我採取的一些行動或提出的一些條件則是她認為難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們兩人都知道，我們都在進行著巨大的賭博；東西方之間的平衡、工業化國家的生命線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則都維繫於中東這場爆炸性的衝突之上。我們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視著對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對雙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於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解決辦法，因此，在如何解決這些衝突的問題上，當然也存在極為不同的看法。

　　但是，風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聯繫更為緊密。人們從觀察一位領導人如何經受考驗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為人。

　　喬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爾達·梅厄說成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確實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間在國內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見到的男人或女人中個性最強的一個。如果說，戴維·本·古裡安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那麼，戈爾達·梅厄則是代表大自然的一個基本力量。

　　每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要保護他的國家。

　　但是，梅厄對以色列的這種意識卻超出了通常的範圍。她的這種感情是熾熱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親對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樣強烈。對她來說，以色列不僅意味著她的祖國，而且代表著一種超出國家範圍的事業。

　　有些領導人是耍弄陰謀詭計的大師，編織騙人圈套的能手。他們會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誤認為諾言的建議，經常或迫不得已地見風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謀、耍花招。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就是他的第二種天性。富蘭克林·第拉諾·羅斯福在這方面則是一位老手。對許多人來說，搞陰謀詭計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訣竅，是繞過利害衝突這個危險淺灘的最有效辦法，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辦法，可以使衝突了結。但戈爾達·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彎抹角。其必然的結果是，她下了決心就不能變更。對戈爾達·梅厄的立場。她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從來也不存在什麼疑問。在不同的情況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擋的力量，也可能是別人不可動搖的目標。作為別人的攻擊目標來說，她是不可動搖的：作為攻擊別人的力量來說，她則是不可阻擋的。

　　戈爾達，梅厄有一副畢生從事勞動的婦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過度的體力勞動的痕跡，臉上顯露出用腦過度和精神上負擔過重的陰影。但在她的臉上，也有一種照片經常沒能捕捉到的熱情。她雖然是一個固執的談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豐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動感情的，在含淚表示友情時，他的感情似乎是自發地進發出來的。但就他而言，有時又判若兩人，幾個小時之後，就會恢復到大聲咆哮、劍拔弩張的狀態。戈爾達·梅厄則是表裡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堅定的決心來自同一個源泉。她在談判中是執拗的，因為她深深地關注著她在談判中要維護的東西。

　　她的熱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發地流露出來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她1969年首次作為總理訪問白宮時的情景。這次訪問對她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梅厄八歲那年就作為一個貧窮的移民，從俄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她在美國成長，還在密爾瓦基教過書，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時為止。因此，在我們為她舉行的國宴上，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奏起以色列國歌、然後又奏起《星條旗》歌時，她不禁熱淚盈眶。宴會後，我們特地為她安排了艾薩克·斯特思和倫納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藝節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間，聚精會神地聽著。演出結束時，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擁抱兩位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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