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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1889年,尼赫魯生於阿拉哈巴德——它現在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親是克什米爾一個有錢的婆羅門,而且是印度最傑出的律師之一。尼赫魯與克什米爾這種祖傳的聯繫,很可能是他後來那麼熱衷於克什米爾問題的一個原因,他決意把克什米爾變成印度的一部分,拼命反對讓克什米爾人民自己決定自已的問題。幾乎可以肯定,這種自決權有利於巴基斯坦而不利於印度。

  尼赫魯本人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受過英國的紳士教育,並於1912年被接納參加英國律師界。回到印度後,他當了一個時期的律師。但是,1919年英國在阿木裡查對印度軍隊的大屠殺使他極為憤怒,從那時起,他就獻身於印度的獨立事業了。

  他是聖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傾向于甘地的左翼,而且不象甘地那樣信奉非暴力主義。他向別人鼓吹非暴力;但當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時,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魯似乎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競選者。1937年大選之前,他作為國大党執行委員會主席進行競選,在二十二個月中,行程達十一萬英里,一周之內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講。

  三十年代期間,尼赫魯因為參與抵抗活動而一再受到監禁。第二次大戰中,他反對援助大不列顛——除非英國立即讓印度獨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監獄。他在獄中寫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傳,以及以給他女兒的書信的形式寫成的世界史。戰爭結束時,他參加了分割次大陸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為獨立國家的談判。1947年,他成為印度第一任總理,並一直擔任該職到1964年他逝世時為止。

  尼赫魯中等身材,大約五英尺十英寸高。他五官端正,育著一個鷹鉤鼻和一雙暗棕色的、善於表達感情的眼睛。他還具有一種貴族式的風度。他的英語,無論是書面的還是口語,也都是無可挑剔的、嚴謹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說家。儘管我從來沒有機會聽過他向群眾講話,但他那種使人數眾多的聽眾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傳奇色彩的。據說,他有一次使一百萬人都聽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場,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哪怕聽不到他的講話,也都會被他吸引住,在我見到的世界領導人中,尼赫魯肯定居於最有才華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處和自以為是得使人難以忍受的人。他還具有一種明顯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飾的優越感。

  尼赫魯也面臨過一些會使小人物猶豫動搖的挑戰。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後一次見到伊朗國王時,他議論起尼赫魯和印度其他領導人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他把印度和中國作了對比,說:「中國是一個民族。他們可能講不同的方言,但他們的書面語言是通用的。不管他們住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有著一種共同的社會感。這把他們緊密地聯合在一起了。在政治問題上,他們相互之間可能也有尖銳的歧見,但是歸根結底,他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為他們的中國傳統而感到驕傲。」他又說:「印度卻是一個種族、宗教和語言的大雜燴,沒有一種基本的印度語言。印度人在議會中唯一能夠相通的語言是英語。」

  他指出:印度次大陸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講十五種使用範圍較廣的語言和數千種次要的語言和方言;印度的歷史又是如此錯綜複雜,以致無法計算它有多少種族和少數民族。他說,在英國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個國家。他認為,印度是一個人口太多、資源太少的國家;相比之下,中國儘管人口眾多,但具有豐富的資源和為本身提供吃穿的潛力。

  伊朗國王的論點是:印度幾乎無法管理自己;誰要是能夠成功地把印度一直捏在一起,這個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魯做到了這一點。值得讚揚的是,印度儘管面臨著巨大的經濟、社會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把印度誘向獨裁統治的趨勢,但尼赫魯堅持印度應該保留和發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見到了尼赫魯。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訴我說,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則說,他是反英的;還有一些人告訴我道,他只是反對白人。這些指責可能都有一點道理。但根據我自己和他談話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羅·霍夫曼的看法。他對我說過:尼赫魯只不過是深切地熱愛印度罷了。

  儘管尼赫魯的不少年月是在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中度過的,而且他在英國監獄中也被關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賞英國詩歌,有時還去英國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發言人和「不結盟運動」的締造者自居。但他也處處顯示出要人們認真地把印度看成一個大國的態度。這位高傲的人對英國統治者把印度人當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憤慨。他後來向世界其他地區講話時流露出來的那種優越感和傲慢態度,看來也是出自內心的。印度人民對他的奉承,使他的這種態度更加變本加厲了。三十年代中,隨著他的威望的增長,他的妻子和女兒有時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寶貝,現在幾點了?」或者說,「唷,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請把麵包遞過來。」

  1953年我見到尼赫魯時,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來談論美印關係,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時間長篇大論地對我講述他所謂的、印度正面臨著來自窮兵贖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險的問題。儘管他在這次講話中談到的是巴基斯坦對印度的假設性的威脅,他的舉止卻預示著如下時刻的到來,十八年後,得到蘇聯供應的印度軍隊在他女兒的領導下肢解了巴基斯坦,並威脅要消滅它——這是我根據美國在這場衝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設法予以否定的目標。

  回首往事,我認為他把無可爭辯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過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衝突上,這是他的一大弱點。尼赫魯如果還活著的話,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將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彈,和平地解決兩國之間的爭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時,未能使自己這樣做。印巴衝突是戰後的歷史上愚蠢地耗費軍事力量的最悲慘的事例之一。幾十年來,這兩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雖然有幾億人生活於赤貧之中,但它們每年還都花幾十億美元去購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為了防禦來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脅,而是為了互相殘殺。

  然而,在我們的會談中,尼赫魯也談到一個我認為是有價值的論點。他說,有四億人口的印度正試圖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取得繁榮、進步和正義。六億人口的中國則試圖通過專制的途徑來達到這些目標。因此,他堅持說,盡一切可能來保證印度取得成功,這是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利益的。這樣,第三世界其他國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時,將會看到民主的途徑是可行的;而共產黨的實驗是失敗的。這個論點是為尼赫魯的目的服務的,因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頗為正確的。

  印度持續地發生經濟災難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魯自己頑固地信奉社會主義。他說過,中國和印度所進行的試驗,代表著極權主義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競爭。這句話雖然是正確的,但印度所進行的並不是建立自由企業的試驗。尼赫魯在獄中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會主義,並極力敦促他的追隨者們組織工人聯合會和農民聯合會。他一開始就為社會主義的教義所吸引,這是不足為奇的。尼赫魯出身於特權階層,在社會道德的薰陶下成長。他長大成人的那個國度,並不是一個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甚至稱不上是農業民主國家。印度等級制度森嚴,大量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使他們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萬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卻是難熬的貧窮,早逝甚至成為擺脫貧窮的一條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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