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85)_尼克松

八五

　　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因此，富裕與赤貧經常同時並存。不過，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貧富懸殊的情況象蘇加諾的雅加達那樣嚴重。1953年，我們從機場驅車穿過這座城市時，看到地上盡是敞開的污水溝和綿延幾英里的、簡陋不堪的棚屋。蘇加諾自己卻住在占地幾百英畝的、蔥翠的花園中的宮殿裡。當我們抵達他的官邸的大門口時，他在門前的臺階上迎候我們，身穿潔白奪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宮殿也是純白色的，在明媚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如果我們直視它，准會刺傷眼睛。

　　蘇加諾是一位高貴顯赫的主人，絲毫沒有許多小國領導人在歡迎大國代表時常有的那種阿諛奉承的樣子。他不象他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沒有自卑情緒。相反，他給人以不僅覺得自己應與別人平起平坐，甚至還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講地道的英語，在陪同我們參觀他那座滿是印度尼西亞藝術的無價之寶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亞女人的宮殿時，甚至流露出一種自我陶醉的優越感。那天晚上的宴會也是很高雅的。我們在一個寬闊的人工湖旁進餐，周圍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開滿了白色的荷花。這頓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質的。

　　然而，蘇加諾也關心比較細小的事情。他告訴我，在來賓的浴室裡，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設備，又有一個老式的水桶。

　　他說，他喜歡用後者。儘管他的生活過分奢侈，但他仍然與最貧窮的人民保持著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聯繫。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總是喜歡讓汽車在路邊停下來，與人們握手、攀談。我在其他國家見到的一些領導人，以及我們許多駐外人員——尤其是在亞洲的人員——認為這有失尊嚴。但是，蘇加諾並不這樣看。我們在印度尼西亞農村訪問時，發現這些村莊比我們在雅加達地區看到的更為貧窮。我們在一個農民的家裡停了下來，看到他炸紅薯作為午餐。我們還參觀了一家鄉村的咖啡館，而且與店主閒談。人們看到一位美國副總統與他們在一起，似乎有點驚訝，但是，當他們見到自己的總統時，卻沒有表示出吃驚的樣子。蘇加諾定期地到農村巡視，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並在失修的村舍裡過夜。

　　蘇加諾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僅吸引著印度尼西亞人，而且也吸引著美國人。1956年，他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由我陪同他。作為歡迎儀式的一部分，我們到首都市政廳的特區大樓去，蘇加諾就在那裡接受這座城市的鑰匙，他穿著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頂穆斯林的無沿便帽，還拿著一根鑲嵌著象牙的輕便手杖，彬彬有禮，心情很愉快，裝出一副精神抖擻的樣子。突然，使我們的安全分隊毛骨驚然、但使群眾興高采烈的情況出現了：他擠過了警戒線，與男人們握手，和孩子們活躍地交談，還親吻婦女們，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高興得尖叫起來。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時，蘇加諾在肉體上也是縱欲的。

　　最近，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爾吉巴總統提及蘇加諾。布爾吉巴本人也是同時代的一位革命領袖，而且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當我說到蘇加諾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時，他皺著眉、搖了搖頭，說：不。首先，他堅持說蘇加諾是由日本人扶上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與日本人相勾結，以此作為把荷蘭人趕出印度尼西亞的一種手段。接著，布爾吉巴又補充提出了另一條反對我的看法的理由，說：「我記得很清楚，當蘇加諾來到突尼斯時，我們本來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而他要我辦的第一件事情，卻是要我給他找『一個女人』。」

　　蘇加諾至少結過六次婚。在他掌權的整個時期裡，他的性能力和性欲是無數傳說和故事的話題。我在1953年出訪之前，接到國務院給我的情況簡介，其中強調了他的性格的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歡人們在這方面奉承他。很明顯，性和革命使他那種要別人敬慕他、並為他作出犧牲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不幸的是，一位稱職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與他這種品質相反的。對蘇加諾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應該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卻把政府當作在政治上和肉體上炫耀男子氣概的場所。荷蘭殖民主義曾使他個人蒙羞受辱，對他的男子氣概是一種挑戰。蘇加諾在執政的二十年中，以毫無約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屬新幾內亞進行大叫大嚷的威脅來顯示他的這種氣概。這些狂熱最後終於把他本人吞噬了。

　　蘇加諾和恩克魯瑪的事例，同時證明了一條關於領導問題的可歎的真理：那些最善於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綱領往往卻是最糟糕的。

　　蠱惑人心的行為還是起作用的。由於這樣的人缺少責任感，所以他們可以信口開河，選擇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詞語，以便觸動聽眾的感官最基本的機能。恐懼和憎恨是強大的力量。蠱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這些力量利用起來；希望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因此，蠱惑民心的政客又善於拋出虛假的希望，誘騙那些非常願意相信這種希望的人們，使他們把對於未來的希望寄託在空想之上。

　　蘇加諾有一個綱領——從殖民統治下取得自由。他圍繞這個綱領來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統治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就只是意味著一場災難了。但是，他依然把他們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於「曼達加」的口號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二是由於他本人具有一種生機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說家的氣質，三是由於他喜歡吹噓的作法對那些崇拜英雄的人來說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義結束之時，新興國家中那麼多新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蠱惑民心的政客，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擺脫殖民統治是一種單打一的運動。它為蠱惑民心的宣傳提供了合適的場所；蠱惑民心的宣傳，又特別適用於這種運動。它要求相當大的、激起人們感情的力量。實際上，它又把一個國家變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度，至少是造成一種可能出現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脅。它絲毫不需要審慎的、錯綜複雜的均衡。而這種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這種運動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脅宗主國的力量，使它覺得繼續保持控制將是危險而枉費心機的，這就行了。

　　印度的賈瓦哈爾·尼赫魯與恩克魯瑪和蘇加諾不同，他既是一位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革命領導人，又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然而，他與他們——特別是與蘇加諾一樣，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尼赫魯糾纏於克什米爾問題，與蘇加諾糾纏于西伊裡安問題如出一轍。他對印度的需要的關切，與他對自己在第三世界政治舞臺上所起作用的關切相比，如果說不是黯然失色的話，起碼也是相形見絀的。

　　尼赫魯才華橫溢而傲慢，是一個具有貴族派頭、脾氣急躁和極端自負的人。他熱沈地獻身於印度和獨立、統一的理想。

　　對印度來說，不幸的是，他象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越來越為社會主義理論所吸引，他和他的女兒決意在地大物博的印度強行推行這種理論，使印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國家具有幾百年反抗外來勢力的傳統，數百萬人僅能勉強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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