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67)_尼克松

六七

　　他舉起兩隻張開手指的手說：「十年，十年之後他們的武器水平將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更加先進，但我們必須使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情況不可能繼續下去。

　　1963年在我們的黨代表大會期間，我記得毛澤東是如何說的：『讓四憶中國人死吧，還剩下三億呢。』這就是毛澤東的心理學。」勃列日涅夫然後暗示說，整個中國領導層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以後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們在三次最高級會議上簽訂了一些重要協議，包括1972年第一個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以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第一階段的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認為，我們之間逐步發展起來的個人關係與任何特殊條約同樣重要。

　　通過相互瞭解，我們大大地減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險，即估計錯誤，這是最危險的，也是最不為人們所認識的。

　　在核子時代，沒有一個神志正常的領導人會有意地跨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戰爭邊緣這條界線。但是，領導人不會見，不把他們的分歧擺出來，彼此不瞭解，那他們就會無意地冒險，互相把對方推向戰爭邊緣——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要戰爭，而是因為他們對什麼行動將會挑起戰爭會估計錯誤。在歷次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發現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決心都是等量齊觀的。因此，在考驗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們要在我們有爭議的方面取得進展，那我們必須一起行動，並且相互尊重。這就是主要的理由。為什麼我在當時以及現在都認為，如果我們要想少犯可能導致戰爭的估計錯誤，那麼兩個超級大國領導人之間每年舉行最高級會議是必不可少的。

　　在過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即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進行了第一手材料的調查，又對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估量。

　　1947年，我目睹了共產黨人利用遭受戰爭破壞的西歐所面臨的各種痛苦。

　　同年，我協助國會進行了一次調查，揭露了共產黨的間諜已鑽進了美國政府的最高層。

　　五十年代，我看見幾十萬難民冒著生命危險，從東德、匈牙利、北越、北朝鮮以及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統治的壓迫下逃出來。

　　1958年，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遭到共產黨領導下的一群暴徒的襲擊，幾乎喪了命。

　　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間發展了一種個人關係，這種關係比自斯大林和羅斯福以來的任何一對蘇美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顯得更為密切。

　　在蘇聯、中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捷克和南斯拉夫訪問期間，我看到了共產黨人統治所帶來的後果。我也收到了由其他人傳給我的、對蘇聯所作所為的精闢見解，其中有些來自其他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儘管這種經歷是大量的，但我不敢假設我們對蘇聯每個方面的政策應該是什麼樣的政策。這些政策充其量也包含著大量的推測。在我寫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已詳盡地敘述了我認為我們應採取的做法。

　　如果經驗還沒有使我們搞清楚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的話，那末它在某些我們不應該做的方面確實給予了明確的指導。

　　在與蘇聯打交道時，我們不僅僅是在和一個大國打交道，說得更具體些，是在和相對來說較少的一部分人打交道、他們控制著這個大國。通過對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可能成為他們的接班人的瞭解，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蘇聯對各種不同政策方案可能作出的反應。

　　在美國發生的辯論，看來經常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用意都是好的，都是從愛國出發的，而且都是把人們引導到錯誤道路上去的。

　　一方面是超鷹派。他們爭辯說，因為蘇聯人撒謊、騙人，他們奪取能夠奪取的一切，並下定決心要打敗西方。因此，我們不應與他們打任何交道。他們爭辯說，我們應增加我們的核能力，一直到我們佔有無可爭議的優勢。他們斷言，由於俄國人威脅我們，我們不應該與它進行文化交流，進行貿易，進行談判。他們認為，如果我們遵循了這個方針，那麼東方集團不牢靠的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崩潰，隨著經濟的崩潰，共產黨政權也將垮臺。

　　另一個極端是超鴿派。他們爭辯說，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是年老、保守、謹小慎微的人，如果我們不威脅他們，他們將不會對我們構成任何威脅。超鴿派建議，如果我們樹立一個榜樣，單方面地減少我們的核能力，這樣，蘇聯人將會跟著做，並利用那些資源來為他們的人民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擊中目標。蘇聯人決不會允許美國重新取得核優勢，作為極權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可以把他們所選擇的任何一部分資源傾注在軍備方面。採取拒絕談判的手段來減少核戰爭的危險是輕率的。有人認為，孤立蘇聯會使它垮臺，這種意見是不現實的，甚至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外部衝突有時會加強一個獨裁的政權，而緊張局勢的緩和有時卻可能削弱這樣一個政權。沒有七十年代的緩和，允許波蘭團結運動出現的局面是永遠也不會形成的。

　　另一方面，把「你想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條基督教的金科玉律應用在我們與蘇聯的交往上是極為幼稚的。卡特總統拘著最良好的意圖，試圖單方面採取克制，以期望蘇聯人會照著做。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在他裁減美國軍備生產計劃時，蘇聯人卻加速了他們的軍備生產計劃。其結果是，裡根總統為了恢復核力量的平衡，不得不加強軍備生產。

　　有兩種緩和，強硬的和軟弱的。強硬的緩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懾基礎之上的。這種緩和鼓勵蘇聯人進行談判，因為蘇聯要進行侵略，花費的代價太高。與此相反，軟弱的緩和使蘇聯人不願去談判，因為他們為進行擴張所付出的代價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對他們卻很有吸引力。

　　以實力為後盾，並使威懾成為可以信賴的強硬的緩和維護了和平。軟弱的緩和，不是招致戰爭，就是招致在不發生戰爭情況下向敵人投降。我們需要緩和，但它必須是那種正確的緩和。

　　如果有些亭我們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們可以做。由於絕望而放棄一切，並說因為我們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們就什麼都不去做，這是愚蠢的。

　　蘇聯領導人是難以對付的、冷酷的、強硬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懂得國際力量這門算術。

　　就我們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須維護西方的自由，並直截了當地對蘇聯領導人講清楚，為了維護西方的自由，我們決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們把這種決心表達得越清楚明白，那麼他們對這種決心進行最後考驗的可能性就越校這意味著恢復軍事力量的平衡，這樣我們就可以制止戰爭，防止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遭受失敗。當美國在核武器方面享有優勢時，這些力量都是有利於和平的。如果蘇聯人威脅要採取侵略行動，我們可以象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樣，使我們的核部隊實行戒備，那樣敵人就會讓步。但是，今天這種威嚇將是不可靠的，因為在戰術和戰略陸基導彈方面，優勢已轉到蘇聯人方面。這種優勢掌握在象蘇聯這樣一個侵略國手中，就成為一種不祥的威脅。因此，為了和平的利益，我們必須花大量美元，這是恢復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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