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68)_尼克松

六八

　　蘇聯領導人想要軍事優勢，並要利用這種優勢來統治世界。但是，如果我們使他們確信，我們將不讓他們享有這種優勢，那就存在一種真正的可能性，他們會就相互的軍備限制甚至裁減軍備問題進行認真的談判。

　　今天，有許多人建議，雙方應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實行凍結，並說，這種作法將減少戰爭的危險性，促進軍備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確的。在凍結的情況下，蘇聯人將保持他們目前的有利條件，這將增加戰爭和核訛詐的可能性。凍結也將使達成任何軍備控制協定的可能性化為烏有——這樣一項協定將減少核武器的數目—，因為凍結將使蘇聯毫無願望去進行談判。克里姆林宮的人們可能年老多病，但他們並不是傻瓜。除非我們有什麼東西可給，否則我們也不可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東西。

　　凍結的提案——作為打破核僵局的一貼萬應藥，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是空洞無物的。這個提案是建立在兩個謬誤的前提基礎上的。第一個前提：我們總可以擺脫核時代的危險。但是，只要這些武器存在，這種危險仍然是很大的。即使雙方同意把他們的核武庫減少一半，每一方仍將有足夠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毀好幾次。

　　第二個前提：軍備和軍備競賽引起戰爭。這個論點是，如果我們要把世界從毀滅中拯救出來，我們必須停止軍備競賽。

　　但從歷史上來看，並不是由於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戰爭，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政治分歧未能解決，才有可能導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緊張局勢帶來的後果，而不是造成緊張局勢的原因。

　　措詞美好的裁軍決議，沒有一項能解決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們不能擺脫核僵局，但我們必須學會與它共處。我們必須越過軍備控制這個不會帶來任何結果的問題，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的核心上：美蘇之間的根本分歧。我們必須在會議桌旁，而不是在戰場上逐步尋求一個解決這些分歧的辦法。

　　但是，在尋求之前，我們必須誘導蘇聯人進行談判，只有在我們的力量足以使對方對我們的敵意感到害怕時，他們才會來談判。勃列日涅夫瞭解這一點，即使他對此持反對的態度。我們必須使他和他的後繼者清楚，我們也瞭解這一點。

　　我們也必須在那些與我們的利益有較為重大關係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對蘇聯人的侵略性的冒險主義。我們不能充當世界警察，但我們也不能在蘇聯人和他們的代理人顛覆和攻擊我們的盟國和朋友時袖手旁觀。我們必須準備好，在世界遙遠的地區顯示我們的力量，以挫敗蘇聯的挺進，因為那裡正是決定世界命運的地方。

　　此外，該利用我們龐大的經濟力量來對蘇聯在國際上的行動施加影響的時候到了。軍事上，我們在某些方面可能處於落後的地位，但在經濟上，我們擁有極大的有利條件。他們死乞百賴地要與我們進行貿易，假如我們把我們的貿易結構改動一下，使他們經不起經濟壓力的脆弱住擴大到最大限度，與此同時，縮小我們自己的脆弱性，那我們就可以通過貿易來施加影響。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宮的同僚們將會對他們需要做交易的建議加以嘲笑，但骨子裡他們確實需要一場交易。我們應該讓他們有機會來進行一場交易——但要有代價。一定要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繼續在涉及我們利益的地區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侵略，那麼這場交易就將告吹。列寧曾說過，資本家將排著隊來向蘇維埃俄國出售繩索，而蘇維埃俄國將要用這根繩素把資本家絞死。我們應該向他們出售繩索，但要以這樣的方式出售，如果他們企圖伸手來擴大他們的征服地，那繩索將捆住他們的手。

　　在遏制蘇聯力量的同時，我們必須並有可能迫使蘇聯統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內部發生變化。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象虔誠的教徒那樣，成天空談變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夥，以蔑視的態度，不理會這種泛泛空談一而是給早已在活動的各種勢力以更多的鼓勵，來促使這種變化發生。

　　共產黨世界將不會以某種突然發生的大變動方式而崩潰。

　　但是，它已發生了變化，而且將繼續發生變化，我們可以加速這種變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這個變化過程。

　　有些人認為，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使共產黨世界發生改革是毫無希望的，因此，對這種設想不予理睬，他們舉起雙手認輸，並說，共產黨世界將永遠受人歡迎。他們忘記了它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英國的前任首相麥克米倫有一次提醒我說，從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統治時期到安挪女王統治時期，一百年過去了，伊麗莎自女王在她的顧問們失寵時，把他們的頭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則懾于公眾輿論，只能把她的失寵顧問們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後發表這番議論的，斯大林曾將數百萬他真正的敵人和想像中的敵人處以死刑。當赫魯曉夫對他的對手實行清洗時，他只能把他們發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魯曉夫送到莫斯科的郊區。

　　變化的步伐是非常緩慢的，對一個象美國那樣缺乏耐心的民族來說，這種變化顯得尤其緩慢。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耐心，承認緩慢的變化總比沒有變化強，我們必須長期堅持這些政策，為了使緩慢的變化保持下去，這些政策有時是必要的。

　　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文化以及情況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幾位天真無知的、鼓吹這些活動的人所說的那樣，會起那麼大的作用，但這些活動確實起了作用；它們是這個漸進變化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戰略物資的貿易，如同軍備控制一樣，與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行為聯繫在一起，那它也是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貿易結構可以進行改造，這樣，我們可以通過貿易施加影響——其結果是，通過貿易建立起來的相互依賴，可以對我們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種力量，我們可以用強力來實現思想滲透。一位在波蘭出生的教皇戲劇性地代表著宗教信仰可以集結的力量。我們最大的資本是共產主義在世界上行不通這個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這一點對鐵幕兩邊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連共產主義那些最卑下的辯護士，除了共產主義的淒慘後果外，現在也只能僅就共產主義是正確的這一點進行辯解了。

　　俄國人民是強大的，東歐國家的人民也是強大的。在東西方的爭奪中，他們的力量將最終寄託在西方的各種力量之中，因為西方的敵人正是他們的壓迫者。

　　在今後幾十年中，領導人將不得不適應這樣一種情況：超級大國以某種不太穩定的、不分勝負的局面相對峙。不管人們如何想像緩和這個詞，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種實際情況要比其他情況更為可齲緩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種努力，是為了尋求各種方法來在分歧情況下實行共處，而不是為分歧而進行戰鬥。只要蘇聯堅持它的擴張主義目標，那麼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但是，在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比沒有緩和情況下的威懾，既容易實行，也更加有效。

　　美國必須在軍事上強大，在經濟上強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須堅定，美國需要強大的盟國的合作——與強有力的領導人進行合作。蘇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威脅，應付這種威脅是西方領導人的首要職責。正因為它是一種如此嚴重的威脅，我們就必須繼續發揮創造性，尋求各種辦法來減少我們之間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過談判來解決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決定的地方，則把這些分歧闡述清楚。

　　如果我們立場堅定，如果我們強大到在必要時，足以用武力來作為我們說話的後盾，那麼俄國領導人就會尊敬我們，如果我們在行動上表現出軟弱，他們將以蔑視的態度來對待我們。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他們必須與我們談判，如果他們看到我們願意談判，那麼他們也會願意談判的。

　　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有一種不能由己的被驅使的力量：維護和擴大他們權力的力量，但他們並不是瘋子。他們要奪走他們認為可以奪取的東西，但僅僅是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奪取的東西。如果他們認為他們必須在一個側翼後撤，以保護他們在另一個側翼的陣地，他們也會這樣做的。

　　我們的任務就是增強導致發生變化的壓力，以及當這種變化發生時，使人民抱有將會取得報償的希望。

　　約在二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時，我曾在倫敦市政廳發表的、並得到赫魯曉夫讚賞的一篇演說中發出呼籲，提議東西方舉行全面的和平競賽，它既是物質領域的，又是精神領域的。這是一場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競賽。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並繼續用完這些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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