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66)_尼克松

六六

　　在這次半夜召開的會議上，他感情衝動到了極點，與第一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們在夏季別墅裡就越南問題進行會談時一樣衝動。我仍然拒絕了他關於超級大國進行共管的建議，重申只有通過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直接談判，才能取得一項持久的解決辦法。在勃列日涅夫作了幾乎一個半小時的獨白之後，我為這次討論收了場，我說，我們應該集中全力，爭取在今年和平解決阿拉伯、以色列爭端，因為「中東是一個最危急的地方」。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決意保持冷靜的態度，來對付勃列日涅夫的感情衝動。一種表面的能忍受痛苦和困難的自製能力，比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言詞更能給勃列日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點他與赫魯曉夫是不同的。我們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因為我們都在向著不同的目標努力。直截了當他說，美國要和平，而蘇聯是要中東。但是，當我們的會談破裂時，我感到我已給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要承擔對以色列的義務，並要通過談判來尋求一項公正的解決辦法。

　　四個月後，10月6日，我從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那裡得到消息說，敘利亞和埃及正在最後以倒數時間計算方式來計算發動戰爭的時間。我立即回想起在那次最高級會議上，勃列日涅夫暗示了中東戰爭再次爆發的可能性，不知是否在那個時候，他已表示要支持阿拉伯人發動進攻。

　　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在進攻迫在眉睫之前，都一直沒有發覺阿拉伯人的軍事準備工作。其結果是以色列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尤其是因為發動侵略的那天，正是猶太教的贖罪日，那天是猶太人最神聖的節日，以色列的許多士兵正在度假。在戰爭的頭幾天，以色列蒙受了嚴酷的形勢逆轉，到第三天他們死亡的人數，比1967年整個戰爭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

　　幾天之後，雙方的武器和給養開始減少。當我們得到報告說，蘇聯人大規模地將物資空運到敘利亞和埃及時，我們已開始進行各種安排，恢復對以色列的供應。蘇聯人每天給他們的被保護者運送七百噸裝備和給養。與此同時，我們的空運卻發生問題，未能順利進行。空運是在五角大樓擱淺的，關鍵性的時間都浪費在決定使用飛機數量及飛機型號等事項上了。基辛格告訴我、五角大樓只想派三架C一5A型軍用運輸機，以便在與敘利亞、埃及和蘇聯人的關係上少引起政治上的麻煩。我問他有多少架飛機可供使用，他回答說，約三十架。然後我告訴他：「我將作出政治決定。派遣三十架飛機和派遣三架所帶來的壓力一樣大，我們打算承受這種壓力。」後來，又經過官僚機構的幾次耽誤之後，我告訴基辛格去轉告五角大樓「把能飛的東西」一齊運會。次日，三十架C-130型運輸機飛往以色列，一周之後，這次行動比1948年到1949年柏林那次空運的規模還要大。

　　在第一周戰鬥結束時，以色列人已轉入進攻。在蘇聯期待阿拉伯人速勝的希望破滅之後，勃列日涅夫給我發了一封信，要求我派遣基辛格去莫斯科進行直接談判。作為停火的建議，他們已草擬了一系列條件，以色列、埃及和敘利亞同意停火於10月21日生效。停火很快地就失效了，但三天之後，交戰各方又同意了另一次停火。

　　然而，勃列日涅夫並來認輸。12月24日，我們的情報機構獲得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情況：蘇聯的七個空降師，約五萬人，已處於戒備狀態；八十五艘蘇聯船隻，包括登陸艇和載有部隊直升飛機的船隻正在地中海待命，不久以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公開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遣一支共同維持和平部隊去中東，很明顯，勃列日涅夫會支持這種計劃的，因為這會給他一個機會，重建蘇聯在埃及的軍事立腳點。不久，我們聽到謠傳說，蘇聯在聯合國進行活動，要不結盟國家發起一項決議，要求在中東派遣一支美蘇共同部隊。

　　我給薩達特發去一信，警告他把大國的爭奪引進這個動盪地區的危險性。幾個小時以後，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也來了。他說，以色列仍違反停火，因此敦促我們和他一起派軍事小組去這個地區。他要求立即答覆，並說：「我將直率他說，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你認為不可能與我們採取共同行動，那我們將面臨這樣一種局面：即必須立即考慮單方面採取必要措施的問題。

　　我們不能允許以色列方面採取武斷專橫的行為。」這封信對蘇美關係可能構成為自十一年前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威脅。

　　我吩咐白宮辦公廳主任黑格將軍和基辛格把我們主要的國家安全官員召集在一起，對這個幾乎是含蓄的恫嚇擬出一個堅顯的答覆。光言語是不會達到我們的目的的—我們需要行動。我的國家安全顧問們一致建議我們宣佈美國所有的常規部隊和核部隊處於軍事戒備狀態，10月25日清晨，我們就這樣做了。

　　當我們確信蘇聯人已獲悉戒備的初步跡象之後，我給勃列日涅夫發了一封信，我說，前一晚我已研究了他的來信，但感到他關於派遣蘇美軍事部隊去中東的建議難以接受。我否認發生過任何重大的違反停火的事件，並說，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把他「關於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建議看成會涉及到難以估量後果的、最嚴重關切的事情」。我說，我隨時準備同意派一些美國和蘇聯的人員去這個地區，但不是作為戰鬥部隊。相反，這些人員可以包括在一支擴大的聯合國部隊中。然後，我以明確的語言提出了我們的論點：「然而，你必須知道，我們在任何清況下都不會接受單方面的行動。」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時候，從薩達特那裡來了一封信，說他理解我們的立場，他將要求聯合國提供一支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然後，勃列日涅夫來了一封信。現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個人「觀察員」去中東。儘管這與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說的軍事小組大不相同，我還是再次表示堅決反對，建議應由聯合國秘書長來決定停火觀察員的人員組成。

　　這次戒備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沒派遣任何軍事人員會這個地區，這樣，通過努力使這場衝突取得和平解決已成為可能。這次戒備取得成功有兩個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們在核武器方面比蘇聯仍略佔優勢。第二，他知道我們決心維護我們的重大利益，並與我們的盟國站在一起，就象前一年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所採取的決定性行動中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在聖克利門蒂午夜舉行的會議上，我堅定地拒絕屈從於他在中東問題上的要求，這大大地增強了我在危機時間通過莫斯科-華盛頓熱線所說的一番冷漠的話的分量。因此，在整個10月危機中，勃列日涅夫認識到他面臨的是一個有可靠的軍事力量、並有決心來使用這支軍事力量的敵人，於是，他讓步了。

　　當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會見時，他對以色列人表示不滿，把造成中東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極力否認蘇聯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發動1973年的一場戰爭。

　　從他斷言的語調中，我感受到，他對我們在10月危機期間交換意見的口吻一直是那麼強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講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戰爭邊緣的時刻再度冒險。

　　在外交方面，他總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正如多勃雷寧有一次告訴基辛格的那樣，勃列日涅夫和蘇聯整個領導班子都有一個「神經痛處」：中國。看來，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向我們提出呼籲，要我們與他一起組成一個反對他稱之為「黃禍」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級會議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們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中國人的關切是過分誇大了。他們至少在二十年內不可能取得足夠的核力量，以此來對蘇聯進行一場冒險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搖搖頭，表示不同意，因此我問他，他認為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要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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