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65)_尼克松

六五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們已不折不扣地構成了一個「新階級」——與普通蘇聯公民隔絕、脫離，把他應該關切的事情拋到九霄雲外。事實上，在我去蘇聯的歷次訪問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產黨的特權階層比任何一幫資本家更接近于馬克思對一個統治階級所下的定義。

　　我有一次聽到的有關勃列日涅夫的笑話，最完美他說明了這種矛盾狀態。育一次，他帶著他母親去他優雅的鄉間別墅一遊。他驕傲地帶她觀看了鬱鬱蔥蔥的花園、金壁輝煌的門廳以及豪華的臥室，她懷著驚訝的心情轉身問他：「列昂尼德，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產黨人回來，那你將怎麼辦呢？」

　　在私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一個「新沙皇」，但他的外交政策卻回到了老沙皇的擴張主義。如果他是舊政權的一個領導人，那人們就會稱他為「列昂尼德大帝」，由於他在全世界擴大了俄國的影響，因而獲得了這個受讚美的雅號。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和它的共產黨盟國控制了南越、柬埔寨、老撾、埃塞俄比亞、南也門、安哥拉、莫桑比克，最近又控制了那個「決定亞洲命運的旋轉式柵門」——阿富汗。另一個不祥之兆是，莫斯科正在擴大它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共產黨橋頭堡。

　　當赫魯曉夫從權力的寶座上跌落下來時，參加打牌的人可能已經更換，但這場賭博的性質絲毫沒有改變。渤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有同樣的目標：增強蘇聯的力量，擴張蘇聯控制的地盤，並抓住每一個機會來輸出共產主義。赫魯曉夫是一位連騙帶嚇的大師，因為他必須是這號人。他手中幾乎沒有什麼王牌。勃列日涅夫可以表現得親切真誠些，因為通過大規模增強軍事實力，他給自己分發了幾張愛斯王牌。

　　在個人外交方面，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與林登·約翰遜相似。他們都不得不用某種實際動作來加強他們講話的效果。

　　不管赫魯曉夫走上前來嚇唬我，還是企圖戲謔般地狠狠地觸我的肋骨，他的那種依靠動作來加強效果的外交總是咄咄逼人的。當勃列日涅夫伸出手來碰我手臂或抓住我的手臂時，他是想央求而不是威嚇。但一旦這些較為和解的手段不能打動我時，他也會動武的。

　　勃列日涅夫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感情上是反復無常的。他一忽兒以十足的誠意談到，深切地期望把和平遺留給子孫後代。過一會兒，他又非常明確地表示決心，他有權控制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命運。

　　勃列日涅夫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友好一下子轉到無情，這一點是很突出的。1972年，我們舉行最高級會議時，他熱情地陪同我方成員乘船遊覽莫斯科河。當我們泛舟漫遊時，勃列日涅夫一面驕傲地指著速度計，一面開玩笑地不斷用胳膊時輕輕推我，這時速度計顯示出我們正以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速度前進。

　　在這次令人愉快的遊覽之後，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讓我們坐下來進行一次會談。他不久前還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現在又開始憤怒地譴責我為結束越南戰爭所作出的努力，並指責我企圖通過與中國建立新的關係來對他施加壓力，那時我突然想起了傑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他這次出擊僅僅是長時期攻擊的第一手。連續三小時，勃列日涅夫、阿曆克賽·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爾內惡狠狠地輪番對我進行責駡，猶如克格勃的審訊者輪流審問一名難以對付的嫌疑犯一樣。

　　然而，會議剛結束一會兒，我們上了樓，在晚餐席間進行了一次十分親切的談話。我照例開了一個玩笑，我說，不能讓基辛格喝得太多，因為過一會兒，他還要與葛羅米柯談判。這句俏皮話把蘇聯領導人大大地逗樂了，他們紛紛前去，借各種名義強勸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來，似乎剛才樓下那次語言刻薄的唇槍舌戰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勃列日涅夫象他同代的許多蘇聯領導人一樣，在談論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時，感情尤其衝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犧牲了兩千多萬人，對那些苦難歲月是如此記憶猶新，好像這些日子在昨天才結束一樣。

　　1972年我在電臺和電視臺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時，談到一位十二歲小姑娘丹娘的故事，她在日記中挨個地記述了在列格勒被日期間，她家庭成員犧牲的情況。我最後說：「讓我們盡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確保每個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難。」

　　勃列日涅夫事後告訴我，我的結束語使他熱淚盈眶。第二年，在聖克利門蒂我家裡的一次私人宴會上，在向他祝酒時，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話，那時，勃列日涅夫是滿眶淚水。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繞過餐桌，擁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對我說：「我是一個易動感情的人，尤其是當我想起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人時，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們不應把那種感情的流露當作是多愁善感。他的聲音是有力而深沉的，這個聲音散發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個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強有力的手勢，常常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有一次他就這種習慣開玩笑地對我說：「每次我站起來，我又作了一次讓步。」他有時滔滔不絕，含糊不清，但他善於巧妙地把話題從他易遭抨擊的地方扯開。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象赫魯曉夫那樣強而有力、機靈、狡猾，毫不遜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級會議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們早已結束會議休息，因為勃列日涅夫說，與華盛頓三小時的時差給他帶來不適。然而，幾個小時後，一個特工人員帶著基辛格的口信來到我的房間：勃列日涅夫要求會談。我進行了一番安排，我們就在我樓上的書房中進行會談。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蘇聯大使安納托利·多勃雷寧魚貫而入時，他大笑著說：「總統先生，我睡不著。」我回答說，這倒是一個談判的好機會，不會被人打斷，也不會使人分心。

　　以後三個小時，勃列日涅夫在中東問題上不斷地敲打我。

　　他堅持要求同我們一起，把一項解決辦法強加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說，至少我們必須就一系列「原則」達成一致的看法，這些原則將指導一項解決辦法，例如以色列軍隊從所有佔領的領土上撤走，承認兩國的疆界以及謀求這項解決辦法的國際保證等等。

　　我回答說，爭端的任何一方不會、也不應該接受一項強加給它的解決辦法，相反，我們應該使雙方開始會談。我指出，如果我同意他的「原則」，那我將損害以色列的權利。我堅決認為，如果我們事先制定了有爭論的原則，那雙方將拒絕進行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原則將使他們的目的落空。

　　有一陣勃列日涅夫裝出看手錶和皺眉的樣子。他說：「可能我把你搞得十分疲倦了。但我們必須達成一種諒解。」他使人毫不懷疑，我們之間的協定必須大大有利於阿拉伯人。他大聲地堅持說，沒有這樣一項解決辦法，他將空手離開最高級會議，並不祥地暗示，他不能保證戰爭將不再卷上重來。他說：「如果原則不明確，我們要避免軍事形勢的逆轉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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