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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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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在莫斯科進行私人性質訪問期間,有一回和兩個蘇聯導遊進餐,一個加拿大的新聞記者建議我到赫魯曉夫公寓去拜訪他,可我的導遊料想會隨時跟著我。我對他們說,我要上便所。於是,加拿大朋友和我從後門溜了出來,乘了一輛出租汽車來到赫魯曉夫住的簡陋公寓。我們到達時,碰上兩個粗壯的大個子女人阻攔我們進門。其中一個女人一手提著一桶水,一手拿著一把墩布,我問她能否見見赫魯曉夫。我的朋友當時給我翻譯,這個女人通過他回答說,「他不在這裡。我不知道他在哪裡。」對她來說,赫魯曉夫可能跟他的月球衛星一起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張手寫便條。便條說,我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見。我猜想,他可能從未收到這張便條。幾年後,在他於1971年去世後,我獲悉赫魯曉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於沒能見到我而感到十分遺憾。 赫魯曉夫和我進行熱烈的「廚房辯論」時,我感覺到有人撞了我一下,這時他推開人群,來到把廚房和過道隔開的欄幹旁去找個位置。當他聚精會神地聽著辯論時,我瞥了他一眼。 他對我們的辯論只做出一次反應。赫魯曉夫喊「我們也是巨人」時,他使勁地點點頭。當時我對他沒有多加注意。但是,我事後得知,這個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後,我們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首腦出席最高級會議。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見到赫魯曉夫的同一個辦公室裡迎接了我。我們握手時,他很親切。他長著一副方而寬的臉,一雙冷冰冰的藍眼睛顯得毫無表情,只是有時露出強作的、相當謹慎的微笑。他象赫魯曉夫那樣,做了一個姿勢示意我在擺在室內一邊的一張長桌旁和他面對面地就坐。然後,他抱怨我們在越南採取的行動,但他只是敷衍塞責地提了一下。在他發表近乎形式的講話後,他很快使人感覺到又熱乎起來。他說,有必要發展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就象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和斯大林之間的那種關係。 我說,在研究了盟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史後,我發現,戰爭時期低級官員之間的分歧,常常在首腦層達成協議而加以消除。我又說,「那就是我願意和總書記建立的那種關係。」 他顯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興了,在我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準備。」然後,我說,如果把這些問題都交給官僚主義者去做決定,那我們什麼也解決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來,用手掌拍拍桌子,一邊說,「如果情況真是那樣,那我們不就成天埋頭於文件啦!」正是在這種愉快而充滿希望的調子中,我們結束了第一次簡短的會晤,而這種調子與我和赫魯曉夫的首次會晤恰好形成了極其明顯的對比。 勃列日涅夫已成為蘇聯第四任專制統治者,我作為總統,將和他舉行三次最高級會議。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烏克蘭一個工人階級的貧民區,在列寧統治時期,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時期,他是一名步步高升的共產黨官員:赫魯曉夫當政時期,他已是一個備受信任的中將。他不是一個空想家,而是一個組織工作者:他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技術專家;他是一個有獻身精神、冷酷無情的共產黨人,他領導蘇聯,第一次妄圖爭奪對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權。 通過比較,已對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魯曉夫穿著普通袖口的襯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為了與他那裁剪合身的綢西服相匹配,穿著法國式袖口的襯衣並扣著金袖鏈。赫魯曉夫幾乎總是與他的司機一起,坐在他轎車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卻不屑向他的司機點一下頭就一屁股坐在後座舒服的沙發墊上。 即使兩個人的興趣愛好相同,但他們從事愛好的方式卻大大不同。比如,兩人都喜歡打獵,赫魯曉夫喜愛打野鴨子的每個方面,從河水輕輕拍打他船舷的水聲直到群鳥突然朴樸起飛都能引起他的興趣。勃列日涅夫告訴我,他更喜愛打野豬,但很明顯,他缺乏他前任那種運動家的風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鄉間別墅的門廊中,坐等他的獵物闖入用玉米粉作誘餌的特定地區,並借助於望遠鏡開槍把野獸擊倒。 打獵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對技術上的一些靈巧的新發明,諸如自動門和奇妙的電話支架一類東西都有濃厚的興趣。為了說明俄國人那種既有紀律又有悠閒的情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給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煙盒,它的內部裝有一個定時器,目的就是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每小時他總要機械地消滅一支按規定抽的煙,隨後合上煙盒。但幾分鐘後,他常常把手伸進上衣口袋,從他隨身帶的一盒普通煙中抽出一支來過過癮,一直到報時器允許他抽第二支煙的時候。 勃列日涅夫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領導人,也喜愛收集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的各種高級豪華轎車。1973年美蘇最高級會談期間,當我們乘飛機去戴維營時,為了祝賀他的來訪,我向他贈送一件官方禮物——一輛深藍色的林肯大陸牌轎車。他一再堅持要立即試車,跳上了駕駛座,並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發動機的油門,在圍繞戴維營的狹窄的公路上疾駛起來。勃列日涅夫習慣於不受阻擋地在莫斯科供要人們專用的街道上駕車。我真不願意想像如果當時特工人員或海軍的一輛吉普車突然闖入那條單行道,那不知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極為陡峭的斜坡,上面掛著「慢!急轉彎危險!」的標誌。甚至駕駛一輛專供打高爾夫球的車輛在這種斜坡上行駛時,我都感到要使用刹車,以防汽車在盡頭急轉彎時滑下道去。當我們在斜坡上行進時,勃列日涅夫駕車的時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並對他說「慢一點,慢一點」,但他毫不在意。當我們到達盡頭,他急刹車猛拐彎時,橡膠輪胎發出了「吱」的尖聲。 在我們驅車結束後,他對我說:「這是一輛非常高級的汽車。刹車不錯。」我回答說:「你是一個水平很高的司機。我是絕不會以我們乘坐的車速來作那樣的拐彎的。」我冥思,外交並不總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贊成過美好的生活,並喜愛乘坐遊艇、看純種馬的比賽,並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維營舉行最高級會議期間,當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別墅去進行我們第一次會談時,一位非常迷人的、體態健壯的年輕女子正要離去。 勃列日涅夫的譯員把她介紹給我時說,她是他頭頭的女按摩員。當我同她握手時,我聞出了她身上灑的香水味,這種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國的一種高級香水,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愛的一種香水。 在世界上的領導人中,勃列日涅夫並不是唯一的愛好奢華和舒適的人。但他是第一個不顧廉恥地縱情享受的蘇聯領導人,1976年,在我中國之行的一次長時間談話中,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喋喋不休地對我說,蘇聯人不象中國人,他們是修正主義者,因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過著特權生活。他說:「光從這一點考慮,黨政領導人、藝術家、科學家等等已成為百萬富翁,而且象百萬富翁那樣行事——這就是今日蘇聯問題的所在。」儘管他沒有充分陳述中國社會等級劃分的情況,但他對蘇聯人的批評是正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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