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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赫魯曉夫的戰略是否事實上幫了肯尼迪的忙而損害了我,這只是猜測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選舉中,寥寥無幾的幾張選票對選舉結果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幾乎所有觀察家都同意,赫魯曉夫的行動並沒有幫我的忙,當然,他也不打算幫我的忙。

  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可能是象他干預美國政治生活那麼微妙,或者像蘇聯一個裝甲師那麼勇往直前而不回頭。他的目標是征服全世界,始終堅定不移,並不斷得到其俄國傳統和共產黨人意識形態的激勵。正如康德拉·阿登納對我說的,赫魯曉夫要統治世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他不要戰爭,不要一個城市變成廢墟和屍骨遍野的世界。

  赫魯曉夫在「和平共處」的旗幟下到處招搖過市,但是不是真誠地要求和平往往是個疑問。查爾斯。波倫大使曾對我說,1959年日內瓦會議後,許多美國官員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這種看法大錯而特錯。我問這是否意味著赫魯曉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問題不在於此。」「赫魯曉夫想要整個世界,但是和我們一樣知道現代戰爭的後果。他想要達到他的目標而又不發生戰爭。從那個意義上講,他要和平。錯誤在於他是真誠地要和平的這種說法。我們是唯心論者,他們是唯物論者。」他一邊指著面前的咖啡懷,一邊又說,「你與其說赫魯曉夫或任何一個其他共產黨人是真誠的,不如說這只咖啡杯是真誠的。

  他要和平並不是因為他是真誠地要和平,而是因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標可以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而又不會在這個時候發生戰爭。

  在我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最後一次會見後,也就是他死於癌症的前四天,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的理論有了一個完整的解釋。我于1959年準備訪問蘇聯,我前往沃爾特·裡德醫院看望杜勒斯,並徵求他的忠告。我對他說,有些人極力主張我盡力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對蘇聯沒有侵略野心,我們真誠地要和平。我問道,他認為我應當向赫魯曉夫特別強調哪個問題。

  杜勒斯通常只需思考片刻就可以做出回答。這次,他想的時間較長。然後,他說:「不必使赫魯曉夫相信我們的良好願望。他知道我們不是侵略者,並不威脅蘇聯的安全。他瞭解我們。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事是我們也瞭解他。當他在說他要和平競賽時,他的真實意圖是要在我們的世界裡開展兩個制度的競賽,而決非在他那個世界裡開展這場比賽。他所鼓吹的和平共處,象徵著共產黨世界的和平,以及對非共產黨世界的無休止的爭吵和衝突。」

  我可能從未聽到過還有別的評論是這樣一針見血地抓住了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的實質。在自由世界中,他熱衷於玩弄強權政治的遊戲,但認為共產黨集團的國家間是絕對不准玩這種遊戲的。赫魯曉夫的遊戲的規則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他擁有實施這種自我宣佈的統治的軍事實力。

  赫魯曉夫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言語只能掩蓋,而隱藏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那種妄自菲薄的情緒也正是俄國人所特有的,早在彼得大帝時代就有這種先例。彼得大帝使俄羅斯向歐洲開放,只是為了表明他的祖國事實上在各個領域都落後了幾個世紀。自那時起,俄國人一直在努力趕上去。

  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我訪問蘇聯前跟我說過,赫魯曉夫以炫耀俄國的國寶,尤其是以歷代沙皇遺留下來的珠寶和金器而感到自豪。麥克米倫感到,赫魯曉夫極度渴望被「接納進俱樂部」,也就是憑藉他自己的資格——而不是他手中握有的強大的蘇聯軍事力量,要別人承認和尊重他為一個世界大國的人物。我們同意,只要他同意遵守規則,就應當被接納進「俱樂部」赫魯曉夫及其繼承人勃列日涅夫為使俄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歐洲國家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斯大林難得離開蘇聯,而赫魯曉夫遊歷了世界各地,他在執政的十一年中。出國訪問達五十二次之多。斯大林是一個矚目東方的亞洲專制君主,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對西方虎視眈眈。勃列日涅夫跟我討論中國問題時,常常靠近我,好象密友似地低聲說:「我們歐洲人應當聯合起來,共同建立反對潛在的中國侵略的壁壘。」

  我認為,赫魯曉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麼大的興趣。是和他對西方的經濟成就表示了極高的尊敬有關。他也懂得,沒有經濟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無異是一枕黃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他還堅持保留共產黨的政策。他試圖吸收西方經濟概念把它運用到僵化的蘇聯意識形態制度上時,他才發現這兩者簡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會受其思想的影響。到頭來,兩頭落空。

  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結束了。這種突然的下臺恰好與他的個人風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飛船在拜庫諾爾宇宙中心發射前不久,赫魯曉夫和三個宇宙飛行員通了電話,祝願他們一路順風並告知,在他們返航時,他將給他們準備一個場面壯觀的歡迎儀式。赫魯曉夫掛完電話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給機組通了電話,井祝願他們一路平安。對一個赫魯曉夫手下的人來說,這個行動是前所未有的。

  在飛行途中,赫魯曉夫通過無線電話機跟伏斯考德號飛船的宇宙飛行員講了話。他用奇怪的預言性的話來中止他的談話,他說:「米高揚同志在這裡。他確實把電話機從我手中拉過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這三個字宙飛行員經過七天飛行返回陸地時,赫魯曉失因沒有出席這次慶祝活動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攆下了台,過著失寵政客的養老生活,而被人們忘卻。

  他的同僚要廢黜他有兩個原因。首先,即使幾乎所有這些同僚曾把他們的成就歸功於他,但對他的那種反復無常、無法預測的治理國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滿。斯大林每當實行戲劇性的新政策時、對那些支持過舊政策的人徹底加以消滅。赫魯曉夫的清洗,不象他協助斯大林執行的清洗那樣嚴厲。黨的官僚主義者也許會丟官,但很少掉腦袋。蘇聯問題專家羅伯特·康奎斯特說:「最後,他招來了部下的怨恨,而沒有採取足夠的恐怖手段對他們進行懲處,真是一個致命的失誤!」

  第二,俄國簡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談舉止和對外賓的粗暴無禮,逗得統治集團有時啼笑皆非,有時高興。但是,俄國人由於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總想要在國際舞臺上得到承認。正如有幾個蘇聯官員在最高級會晤期間向我暗示的那樣,認為赫魯曉夫破壞了他們的威望。在聽說赫魯曉夫已被趕下臺這則消息時,一個蘇聯外交官說,感謝上帝,那個白癡給清除了。他使我們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

  赫魯曉夫從一個世界上第二號最強大國家的絕對領導地位降到了蘇聯人稱之為「平民百姓」。他永遠過著被軟禁的生活,禁閉在難以辨認的公寓或簡樸的鄉間住宅裡,只是有時在嚴密監視下乘車稍事外出而已。對許多領導人來說,下臺後的日子是難堪的,而對赫魯曉夫來說,這種日子簡直生不如死。在公開場合露面時、很顯然養老生活在折磨著他。他驚人的精力消失殆盡;兩眼黯淡無光。他的嗓門變得嘶啞,他沒講幾句話,聲音竟小得如耳語一般,逐漸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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