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61)_尼克松

六一

　　赫魯曉夫給我留下這麼一個印象：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紀律性極強、耐力極好的人。他象一個體格強壯而無拳擊藝術感的拳擊家，堅定地守住陣地，隨時迎接別人的口頭打擊，也給別人以還擊，從不放慢速度。他試探我的防守情況並尋找破綻，以便進行猛擊、全面進擊，曲臂揮拳向上一擊，做了一些諸如此類的動作，以便得分，使我放鬆警惕，或者把我頂起來，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個論點的防線不奏效，他便試設第二道防線。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試設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裡，他要麼搖搖晃晃地走出來，要麼沿著拳擊台的繩子沖出去，改變話題。他是一個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拳擊大師，從不讓我確定討論的範圍，並且常常對我的問題給予有利於他的不同解釋。湯普森大使過分寬宏大量，他事後評述說，「在他們一角，是一個重量級拳擊運動員，在我們一角也是個重量級運動員，他們打成了平局。」

　　正當我們的飛機從莫斯科起飛前往華沙時，我有一種極為沮喪的感覺。這是因為我認識到，大多數蘇聯人民那麼熱情地歡迎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說，他們永遠不會從窒息他們的、壓迫他們的天羅地網下逃脫出來。但是，即使如此，我還是很快明白了赫魯曉夫為什麼對被控制國家決議案表現出了如此的敏感。

　　我們的車隊離開巴比采機場時，我有一種模糊的想法，華沙的情況也許不一樣。波蘭儀仗隊在其接受分列式檢閱時，走著俄國式的正步步伐，人們會在我們車隊通過時鼓掌歡呼。我不禁想到，赫魯曉夫要依靠這些人跟西方打仗，事前必須三思而後行。如果把這裡對我的歡迎和幾天前赫魯曉夫給我的冷淡接待作一比較的話，波蘭政府對此是敏感的，因此，他們沒有公佈我們車隊經過的路線；但是，自由歐洲電臺播送了這則消息，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地弄得家喻戶曉、盡人皆知。

　　多年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訪問中受到了一些熱烈的歡迎，例如1953年在東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馬德裡和1974年在開羅，但沒有一次近似我們那天在華沙受到的強烈自發的歡迎。估計有二十五萬人擠滿了人行道，並擁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擋住車隊的前進。有些人喊著，有些人唱著，許多人哭著。

　　成千上萬把花束扔進我的車裡、尼克松夫人的車裡，甚至扔進隨行的新聞記者的車裡。有幾個不顧擁擠鑽進人群的新聞記者被告知，「這次，我們自己花錢買了花束。」波蘭政府在赫魯曉夫訪問那天宣佈放假，把孩子們和政府工作人員用車運到車隊經過之處，並買來花束讓他們在「自發性」歡迎場合會拋扔。許多人把花保存下來，以備我們抵達那天用。當我們的車隊在華沙街上徐徐行駛時，群眾高喊「Niech Zyje！」——「美國萬歲！」，唱著「Stolat」——祝你長命百歲！

　　鑒於這次經歷，數百萬波蘭人在1980年全都起來反對共產主義，這件事對我來說並不感到突然。對別國進行控制，並且已經取得成功的一種統治制度不曾有過，更不用說贏得這些國家的人民的贊許了。

　　那天，在華沙的極為感人的接待，加強了我對共產黨控制的東歐國家問題所長期抱有的信念。然而，無論我們對他們多麼同情，我們必須謹慎行事，以免鼓勵被壓迫國家人民去挑起這種武裝鎮壓，赫魯曉夫1956年強加於匈牙利人民的武裝鎮壓。同時，我們應當不斷地努力，保持與東歐和蘇聯人民聯繫的渠道暢通，應當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撲滅他們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從他們背負著極其沉重的共產主義壓迫下解脫出來——這種事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幾個月前說過：「共產主義為邪惡頑強不屈，讓我們為正義堅定不移。」

　　在別墅的午餐後，我把赫魯曉夫叫在一起，跟他單獨談了幾句。我們討論了他收到艾森豪威爾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的信件。我對他說，我們想要他能受到有禮貌的歡迎，如果在日內瓦舉行的有關柏林問題已陷入僵局的會談中能取得某些進展的話，他可以保證得到這種禮儀。赫魯曉夫對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羅米柯在日內瓦象以往那樣仍是毫不讓步。

　　艾森豪威爾做出邀請共產黨世界這位領導人訪美的決定引起了一場爭論的風波。強硬派保守分子和東歐血統的美國人強烈地反對他來訪。他們認為，訪問會給蘇聯道義平等的幻想，從而削弱美國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只要美國人天然是可以信賴和友好的，他們的反共情緒不會僅僅由於共產主義領導人在車隊裡乘著敞篷車向美國人揮揮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訪問不會在人們心理上引起一種欣快症，倒是一個明智而又穩妥的好主意。例如，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不斷地向赫魯曉夫表明我們的和平意願，蘇聯領導人就會使自己的僵硬立場有所鬆動，就會解決東西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

　　新聞界有些人，甚至政府裡有些人是那麼天真，以至於認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給予優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勁地做後者的工作，在解決我們之間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進展。

　　我不同意這種立常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赫魯曉夫會錯誤地理解這種過分的友好是軟弱的表現。在解決基本分歧方面，我並不指望有什麼重大進展。對艾森豪威爾至關重要的事是，要給赫魯曉夫一個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爾既是講禮貌的，又是通信達理的主人，也是一個不能任意受人擺佈的強有力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赫魯曉夫這次訪問，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強大的。但是，他的意識形態告訴他，多種不公正的現象折磨著資本主義社會，並且耗盡其實力。赫魯曉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第二手材料。這些材料趨於加強這種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報告他想要聽的東西，而不是給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實上，赫魯曉夫忠貞不移地相信卡爾·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繪的、但已經過了時的資本主義形象，而即使在當時這種形象根本上也是錯誤的。赫魯曉夫不斷重複關於自由社會的醜惡和虛弱的謊言，但是，由於謊言被重複多次，事實上甚至連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認為，通過對美國的訪問會徹底地糾正赫魯曉夫的這些錯誤觀念。他會逐漸地欣賞這個國家的基本實力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魯曉夫在1959年9月抵達華盛頓時，成了俄國歷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國國土的蘇聯領導人。他完全知道這個事件的重大意義。但是，對稍許偏離其他我所見的來訪要人受到的禮儀這種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離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為對他國家的榮譽的攻擊。他是一個極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別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會激動起來。

　　在他抵達前幾天，我發表了一篇即席講話，其大意是，蘇聯人已向月球發射了三顆月球衛星，而不是象他們所聲稱的是一顆，這是因為他們連續發射不中，不得不再試。赫魯曉夫聽到了關於這篇講話，決意把它視為對蘇聯威望的一種侮辱，是我想讓他在美國的訪問不成功的跡象。在他訪問期間，他宣佈，他將：「把手擱在《聖經》上發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並向我挑戰，如果真認為我的一番話是準確的，我也應該做類似的發誓。他還抨擊了我的有關蘇美關係的講話，這是我在美國牙科協會大會上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國軍團和美國退伍軍人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這兩個組織正要發表譴責赫魯曉夫訪問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們強調了給赫魯曉夫以有禮貌的歡迎的重要性後，他們才重新作了考慮。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