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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通過我與赫魯曉夫的會見,發現這個小丑戴著兩副面具。

  一會兒他可能是吵吵嚷嚷、興高采烈、性格開朗,洋溢出友誼和幾乎是誘人的魅力。他臉上笑嘻嘻,說著一切場合都說的粗俗的話。他跟我說話時,有時抓住我的西服翻領,仿佛准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似的。他常常向我靠近,小心地向兩旁觀察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偷聽,然後小聲地洩露點有關蘇聯軍事計劃的「秘密」。

  過一會兒,尤其是在有人聽他講話的場合下,他可能成為粗暴的、飛揚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個深深刻上個人印記的高調外交的大師。在他發表裝腔作勢故意誇大其詞的講話期間,他跟我面對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輕輕地碰我一下,好象口頭上的強調還嫌不夠,需要用實際的動作來加強講話的效果。他常常眯著眼睛,象機關槍手瞄準準星一般。然後,他的論點、大話、褻讀的語言象連珠炮似地脫口而出。在與赫魯曉夫會晤結束後,我不禁想到,在他怒火燃燒的一刹那所說的許多話,在文明外交時代足可以挑起宣戰的。在我們時代,這些話不過使譯員感到臉紅而已。

  赫魯曉夫這個小丑能夠熟練地運用戲劇表演藝術,這一點是我在和赫魯曉夫參觀美國國家展覽會時走到電視臺模型前發現的。一個青年技術員要求把我們相互寒暄致意的話錄下來,以便在展覽會開放期間向觀眾重播。起初,赫魯曉夫似乎表示懷疑,但是工人群眾的場面壯大了他的膽。他很快爬上講臺講起話來,以便讓人攝影,並向觀眾重播。

  他問我:「美國存在多久?三百年?」我答稱,美國大概是一百八十歲了。他一邊大揮其手臂,把整個展覽廳掃視一遍,一邊說:「哦,那麼美國已生存了一百八十年了,這是她已達到的水平」,「我們存在還不到四十二年,再過七年我們將會達到同美國同樣的水平」。觀眾被他的吹噓吸引住了,他們的歡呼聲似乎在慫恿著他。赫魯曉夫說:「當我們趕上你們並超過你們時,會向你們招手的。」他以矯揉造作的姿勢若無其事地把這個最後奚落人的話應付過去,當他揮動其圓而胖的小手,向想像中的正在遠處消失的美國告別時,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煞有介事地凝視遠方。

  貼著赫魯曉夫的一些滑稽動作的照片的相冊,不僅極其吸引人,而且能說明問題。這些快照有的是在他處於極佳狀態時拍的,有的是在情況不佳時留下的。例如,照片上的主人對他的國家和他本人的威望的態度如何,他是極其敏感的,他可以施展其小丑動作來表現這一點。1956年在南斯拉夫鄉村訪問期間,他使用的那輛公家汽車的輪胎跑了氣,他便開玩笑似地向五十九歲的副手阿納斯塔斯·米高揚挑戰,要求立即在馬路邊與他進行摔跤比賽。這場開玩笑似的比賽分散了新聞記者的注意力,而鐵托手下的人則可以借此機會修理這輛車。記者們為這個景象感到瞠目結舌,都發出了一系列有關描述這兩位共產黨重量級運動員在路邊比賽的消息,而沒有報道令人難堪的跑了氣的輪胎事件。

  但是,大部分照片常常是暴露他的缺點的,因為這些照片常常說明赫魯曉夫是個無恥的惡棍。在1959年柏林問題危機期間,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訪問了莫斯科,並且建議柏林爭端應當在外長會議上進行討論。在赫魯曉夫看來,由於外長缺少必需的決策權力,這些會議是徒勞無效的。為了說明外長們是多麼無足輕重,他隨口向麥克米倫說,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羅米柯脫下褲子坐在冰塊上,他也會這麼幹的。

  麥克米倫並未聽清赫魯曉夫所說的最後一句下流話。1960年赫魯曉夫在向聯合國發表的演說中,他提出了若干改革國際機構的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是把聯合國總部遷到瑞士、奧地利或蘇聯。當聯合國大會否決了他的建議時,他又喊又笑,來擾亂其他代表的發言。他那種象鄉巴佬式的祖魯表現,在麥克米倫講話時達到了高峰。在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代表面前,這位蘇聯領導人脫下了一隻鞋子,就象用小木糙一樣,把桌子敲得砰砰作響。

  赫魯曉夫是個粗野的狗熊般的人,是其俄羅斯祖國的粗俗的矮胖子,一個典型的性情暴躁、好說大話的「穆熱克」——鄉巴佬。

  但他只是在想扮為丑角時,才是一個小丑,此刻,他的丑角表演藝術自然地就表現出來了。他是把裝腔作勢故意誇大的語言和輕率的態度作為策略加以運用的。

  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蘇聯在實力上遠不如美國。赫魯曉夫企圖用意志力來彌補軍事實力的不足。他以核戰爭進行恫嚇,並為了使西方害怕蘇聯的實力而宣稱:「你們的子孫將會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他騙不了多數西方領導人,但是,他的好戰使得許多公眾相信,在他自稱想要「和平共處」的同時,他對發動一場戰爭會毫無顧忌的。

  他在1956年訪問英國期間,發表了一篇講話,表現了他典型的本性。他告訴聽眾說,他在車隊進行的時候看到有幾個人在抗議他的訪問,尤其注意到了一個向他揮舞拳頭的人。為了加強語氣,他邊揮舞拳頭邊說:「一報還一報,我的回敬就是這樣,我們彼此都明白。」聽眾笑了起來,但赫魯曉夫轉而平靜地說:「我要提醒那個人這麼一個事實,過去曾多次試圖用這種方式跟我們講話……希特勒向我們揮舞過緊捏的拳頭。他現在躺在墳墓裡了。難道我們不該變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揮舞拳頭,我看該是時候了。」

  赫魯曉夫也可能作為務實主義者被載入史冊。他不是一個用死記硬背的方法懂得共產主義聖典每一個教條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他信仰共產主義事業及其勝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禮拜天在理論的祭壇上做做禮拜而已。我很難設想他實際上是否讀過馬克思的三厚卷《資本論》。在這方面,他與斯大林不同,後者廣泛閱讀並寫下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書籍。

  赫魯曉夫以自己的實用主義而感到驕傲。有一次,他向我談到他的副總理伏羅爾·科茲洛夫,他是來出席全蘇展覽會的開幕式的,我在紐約歡迎過他。科茲洛夫是個執行者,他盲目奉行黨的迂回曲折的路線。赫魯曉夫曾以明顯的蔑視態度議論過他。他說道:「科茲洛夫同志是個不可救藥的共產黨人。」赫魯曉夫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共產黨人,不過,他不願受教條本身的束縛。

  他常常嚴懲那些馬列主義的「誇誇其談的雄辯家」,認為他們是一些學舌的「鸚鵡」,死記硬背一些在當今時代「不值一戈比」的過時的理論段落。他有一回驚歎道:「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能從墳墓裡爬起來,他們會嘲笑這些書蛀蟲和引經據典的人。這些人不去研究現代社會和創造性地發展理論,而企圖在經典著作中找到一條關於如何處理拖拉機站問題的語錄。」

  他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宗旨的信仰,不是後天獲得的,而是天生賦有的。他腦子裡裝著來源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舊框框,然而他不大注意意識形態的錯綜複雜性。他不同意斯大林的那句格言:「如果事實與理論不符,改變事實。」但是誰也不能指責他錯過推動事業前進的機會,或者象他所說的,「推動歷史前進的機會」。

  在我訪蘇期間,赫魯曉夫陪同我到莫斯科河上乘船遊覽之際,正是他處於最佳精神狀態之時。有八個場合他讓船停下來,向附近游泳的人招手致意,並喊道:「你們誰是被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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