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49)_尼克松

四九

　　恰如許多人發覺阿登納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樣，還有許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動綱領幾乎是一個有機統一體時，認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奧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倫諾·克賴斯基，有一次說話過火時曾稱阿登納是一個無教養的人，幾乎說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確實，阿登納的講話不象麥克阿瑟那樣對文學和哲學引經據典，那樣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樂和邱吉爾那樣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他告訴我他寫回憶錄實際上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才承受下來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養的，見識廣博的人。與克賴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經常讀書，特別是閱讀歷史著作；我是從與他的一次交談中知道此事的。當他度假時，他總是隨身帶著大量的古典音樂唱片，其中他最喜愛的是舒伯特、海頓、貝多芬、維瓦爾迪和莫紮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華的業餘園藝家著稱。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荷蘭名家作品的鑒賞權威。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的負責人曾經以羡慕的口吻說，如果他必須尋找一名替換者的話，這個人就是阿登納。

　　在杜勒斯葬禮後的早晨，阿登納和我在國會山我的辦公室見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華盛頓我們的家中為他舉行了晚宴。在我們的談話中阿登納從未說過英語，但是我可以說他懂得不少英語。象戴高樂一樣，有時當他覺得譯員沒有把他講話中的細微差別恰當地表達出來時，他會糾正翻譯。

　　晚宴上我們的談話轉到了嚴峻的競選運動和國外旅行。他突然問我：「你睡得好嗎？」我對他說，當我腦子裡考慮許多事時很難入眠。阿登納說：從年輕時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問他有什麼辦法。他回答說：「我吃安眠藥，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問他當安眠藥不起作用時怎麼辦。他笑了笑說：「我去找大夫開另一種安眠藥。」

　　他的授權的傳記作家說，阿登納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納粹時開始的。在他任總理時，早晨六時起床，早在家人們尚未起床前，獨自一人坐在乎臺上或在花園裡，聆聽鳥鳴和觀望初升的太陽映在艾菲爾山頂上的光芒。他說，這樣就彌補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納有時早晨帶著一支鉛筆和紙去浴室，因為在他刮鬍子時，經常有好主意。早餐後，讀晨報，和家人談一會兒話，九點五十分他離開家門，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級的石臺階，穿過他的丁香和木蘭花灌木叢，高高興興地向那些記者、警衛和園丁們打招呼，他們中間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後上他的轎車。阿登納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樣，喜歡開快車。

　　他常常在十分鐘內到達他在波恩的辦公室。他的鄰居們可以根據他準確的早晨的常規活動未校對他們的時鐘。

　　阿登納象戴高樂和吉田一樣，是一位格外忠實於家庭的人。他的生活兩次遭到極其不幸的打擊。他的第一個妻子埃瑪久病之後於1916年死於科攏在她死前的幾個月裡，阿登納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邊，陪她說話和給她念書直到她入睡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歲時，他和一個二十五歲的名叫古西·青塞爾的女人，約翰·麥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結了婚。1944年，當阿登納躲避納粹時，他們逮捕了古西，把她關在裝滿了妓女的牢房，然後殘暴地審問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當局威脅說要把她的十幾歲的女兒利貝特也關進牢房時，她才軟了下來。

　　古西於1948年死於白血病，一再喪失親人的阿登納就再也沒有結婚。他撫養他的七個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時候家裡對他一樣：家教甚嚴而又十分鍾愛。他的一個兒子說：「父親在家裡把民主擱置一邊。他用強硬的手腕治理我們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樹必須移栽的話，只有他才能決定在什麼時候和移栽到什麼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時，也必須經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國這種做法並不奇怪，就是這麼回事。」

　　古西死後，阿登納出訪美國時經常由一至數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兒子保羅和女兒利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舉行的晚宴。

　　阿登納於1955年秋訪問了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而我正在準備七月份我自己的訪問。我請教了許多俄國問題專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過他——在那天晚宴上我專門瞭解了阿登納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納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納去莫斯科是想要緩和蘇聯對聯邦共和國的好戰狀態，也許還希望蘇聯鬆動一下對東德的控制。他發現赫魯曉夫在這些問題上是毫不妥協的，但他確實得到了釋放一萬名德國戰俘的收穫，他們在蘇聯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蘇聯和西德的外交關係作為交換。

　　他懷著一種恐懼感從事這次出訪使命。阿登納認為，蘇聯代表了無法改變的無神論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時代以來世界上尚未見過的那種制度。赫魯曉夫的粗魯更增添了阿登納的恐懼。他告訴我他必須使自己堅強些避免在這位蘇聯領導人面前顯得體力不支。

　　赫魯曉夫與阿登納在一起時確實經常進行恫嚇，表現無禮，在某一個觀點上他大喊大叫說什麼「資本家烘燒共產黨人，把他們吃了——還有什麼，不放鹽！」阿登納通常以鋼鐵般的忍耐來降服他。但是，在一次會議上幾乎沒有什麼辦法，於是他命令他的坐機從法蘭克福飛回來——當然他的一名助手確信這項命令是用外線，很可能是用被監聽的電話線傳遞的，當蘇聯人認為德國人即將離開時，蘇聯人的態度大為緩和。

　　相對地說，赫魯曉夫當時上臺執政時間不長，對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諸領導人還不熟悉。很明顯他是在考驗阿登納的勇氣。在一次宴會上，他顯然是無止境地一杯接著一懷地祝酒，試圖看看在談判桌上是那樣難以對付的七十九歲的阿登納能否被酒制服。儘管他喜歡葡萄酒甚於伏特加，但是阿登納有一個如同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一樣堅強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後，他仍舊不偏不斜並很機警——足於察覺赫魯曉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納以諷刺挖苦的方式與赫魯曉夫對質說，任何做這種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魯曉夫出乎意外地發覺自己已被當場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們整整一周的對抗中，阿登納與赫魯曉夫進行了反復較量。當這位總理在回答德國人的一項建議時說：「在我同意你這一項建議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獄裡！」阿登納回擊說：「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獄裡，那只是因為你比我先到地獄！」另一次，當赫魯曉夫憤怒地揮舞他的拳頭時，這位總理突然騰的一聲站起來，揮舞著他的雙拳。

　　當俄國人歷數了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蘇聯犯下的暴行時，他們處在自以為正義的得意之中。阿登納拒絕披上克里姆林宮給他製作的卑下的認罪披風。他對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說，許多德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並說他的國家也遭到俄國軍隊的禍害。

　　這一點引起了赫魯曉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聲稱，阿登納對俄國暴行的指控是「攻擊性的」，赫魯曉夫輕蔑地說：「究竟誰該負責！」「我們沒有越過任何邊界。我們沒有發動戰爭。」

　　阿登納立場堅定。他提醒赫魯曉夫，在大戰前和戰爭中他兩次被納粹投入監獄。因此，他有大量的時間去考慮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國家的動機，由於直截了當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裡賓特洛甫條約，赫魯曉夫說教的妄想破滅了。他作了讓步。

　　會談的氣氛緩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納饒有興趣地詳細講述了他和赫魯曉夫的舌戰。但是他告誡我，儘管這位俄國人表現做慢，過低地估計他將會犯致命的錯誤。阿登納說：「他是非常精明、強硬、和冷酷無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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