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48)_尼克松

四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合的理想有著陰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德國人認為，阿登納對於重新統一已經分裂的日耳曼民族並無真正的興趣。當阿登納面向著西歐時，他們則看到他背朝著東德的一千七百萬同胞。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

　　阿登納出生在萊茵地區，那裡是中世紀法國和德國之間的「中央王國」的一部分。許多萊茵人生來就有一種內含的矛盾心理：他們都是德國人，同時又有點法國血統。他的某些批評家指責說，與其說他親德國，不如說他親萊茵，或者甚至更親法國。他的心的確總是留在萊茵土地上，他也一點沒有象普魯士軍隊對待法國人的那種反感，然而他的愛國主義從未有過半點值得懷疑。

　　約翰·麥克洛伊是這位總理的摯友，他仰慕阿登納。在一次和我的談話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話來描寫阿登納：「哎呀，我的胸中有兩個靈魂。」這兩個靈魂中，一個是德國，另一個是歐洲。一個靈魂熱愛祖國，另外一個為它的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插曲所擊退。阿登納要把西德的首都設在萊茵，這是把他的新德國從舊普魯士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想法。波恩離法國比離柏林更近。

　　阿登納厭惡普魯士德國可能是導致他最終垮臺的原因。

　　1961年8月東德人開始修建柏林牆時，他九天來去柏林。這一遲緩給他招來了鼓噪一時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評。在危機一開始時，如果他就在場的話，可能對該城市的兩部分人都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當他終於抵達並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蘭特市長的冷遇的時候，他堅定地朝著裝有倒鉤刺鐵絲網的波茨坦廣場走去，並站在離它四、五碼遠處，凝視著鐵絲網的另一邊。

　　東德的官員們通過擴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堅守陣地。這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對抗的瞬間，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許多西德人民對他沒有能早些趕來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個月的選舉中，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失去了在聯邦議院中的絕對多數。

　　在整個總理任期內，雖然阿登納總是說，他致力於兩個德國的聯合，但是對他自己的話究竟深信到何種程度，始終是值得懷疑的。他曾經說過有三種德國人：喝荷蘭杜松子酒的普魯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亞人，和喝葡萄酒的萊茵人。他說，只有萊茵人頭腦清醒，足以統治其他人。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許一直在考慮著這麼一個問題，在聯合以後的德國，更為開放的東德選民們可能會使他勉強當選總理的獲勝限界受到威脅。

　　很多宿命論的歷史學家們給一位能幹的領導人下了這麼一個定義，那就是，他能夠設法使自己的政策與不可能改變的歷史潮流統一起來。簡而言之，他們相信歷史創造偉人，而不是偉人創造歷史。根據這一理論，西德漸漸地接近西歐。並且，由於這股強大的冷戰潮流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使西德逐漸遠離共產主義東方。阿登納只是一名作些細微調整的舵手。

　　從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論家們珍惜這種學說。然而，從事具體工作的政治家們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通過實踐知道，一個領導人的決定對改變事件的進程能起多麼大的作用。事實上，在戰後早期的這些多事的歲月裡，法國和德國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歐洲聯合的關鍵，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個世紀，法國和德國發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殘殺。彼此間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於無法消除。只是由於阿登納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諸如舒曼和戴高樂這樣的主要領導人產生信心，並因蘇聯威脅構成的新的緊迫感，使和解終於得到實現。

　　五十年代，法國議會幾次否決建立歐洲軍的主張，如果換一位德國領導人的話，可能會使法德關係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敵對狀態。然而，阿登納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經說：「我認為，在受挫折的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卻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搖擺在結盟和孤立主義的邊緣上。在這樣的時刻，當事件可以向這個方向也可以輕易地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時，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個以中世紀初的歐洲的藍圖的現代歐洲的理想的阿登納準備成為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並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他1953年訪問華盛頓後到1961年前，他曾先後訪美達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頻繁地出訪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異乎尋常地富有成果。他發覺美國政府比英法更堅決地接受他的西歐防務的想法。1954年，法國反對建立歐洲軍後，阿登納告訴杜勒斯，他發現「最好的歐洲人」是在美國。

　　他與杜勒斯的關係十分親密，因為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

　　他們虔誠地信仰宗教，都有從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實於他們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是有獻身精神的國際主義者，從容地致力於為反對專制主義的蔓延而鬥爭。正如阿登納的傳記作者特倫斯·普裡蒂寫道，「把他們聯結起來的最強大的紐帶也許是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和對共產主義的仇恨。」

　　阿登納從未承認過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稱之為「蘇聯區」。他不相信蘇聯人關於他們想要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獨立的、統一的、中立的德國政府的說法。首先，阿登納知道蘇聯人從不允許東德進行自由選舉。其次，他相信在戰後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選擇中立會保持長期的獨立。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坐在兩把椅子之間。」

　　在國內，阿登納受到了對手們的嚴厲批評，他們堅持認為他應該更積極地響應蘇聯人就統一問題偶然提出的倡議。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強他自己堅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憶錄裡寫的，「杜勒斯和我在一個關鍵性的信條上是一致的：決沒有不報以讓步的讓步。我們被指責為頑固的和一成不變的，並且整個世界都在要求我們應該更靈活些。」

　　《紐約時報》赫赫有名的記者蘇茲貝格有一天在波恩請阿登納說一說誰是他迄今見到過的最偉大的人物。阿登納走到他的書桌前，拿起一張鑲有鏡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後一次訪問德國時的照片。這是阿登納與他這位朋友活著時的最後一次見面。

　　這位總理把照片遞給了蘇茲貝格，並說：「就是他」。當蘇茲貝格問他為什麼挑選杜勒斯時，阿登納國答道，「他思想明確。他事先深思熟慮，對未來有遠見，他說話算數：他信守諾言。」

　　有些批評家認為，杜勒斯和阿登納之間的關係是那樣密切，以至於使他們兩人對蘇聯的那種毫無道理的僵硬態度有增無減，並認為杜勒斯與這位德國領導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國國務院為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服務。更確切地說，他們之間難得的友誼產生於與他們關係重大的問題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們兩國對抗蘇聯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無法治癒的癌症。他最早告訴的人中就有阿登納。杜勒斯死於五月，八十三歲的阿登納飛到華盛頓，參加了葬禮。

　　1959年杜勒斯的葬禮使世界上許多有聲望的人物雲集於華盛頓。出席人數創了紀錄。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欽佩他。阿登納則是少數幾個熱愛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國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這種無稽之談一樣，關於德國人是天生地禁欲主義的和缺乏感情的說法也是純屬虛構。我的體會是，不論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國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納當然屬這種類型。當他向我講到對杜勒斯的愛慕和敬仰時，眼中流著淚水。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勝任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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