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46)_尼克松

四六

　　作為一名被佔領國家的領導人，阿登納的實際權力受到嚴格地限制。在處理與盟國和政府中的對手時，他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識和他的頑強的、鋼鐵般的忍耐力。在談判和辯論中，他習慣性的做法不是在一開始就去壓倒他們，而是先聽別人要說什麼。當他最後講話時，他用他冒險家的直覺回避對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夠取得勝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難以對付的秘訣就是基幹事實，要有道理和作好準備。他全面地研究了議事日程上的每個專題。他很少閃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對對方的論據作出回答。英國高級專員，伊馮·柯克帕特裡克爵士說過阿登納：「總是迅速地察覺對方防禦上的任何薄弱環節，然後把他的矛頭向著那裡刺去。」

　　然而，除了運用邏輯這個冷武器外，他還有別的武器。當內閣會議遇到困難時，他有時會將辯論中斷片刻，把一瓶葡萄酒傳遞一圈。在幾懷酒和友好的閒聊之後，他再重新開會。那時，反對派實際上就不太堅決了。

　　阿登納是一位名酒鑒賞家。他不僅喜歡他的家鄉萊茵地區，而且也喜歡萊茵葡萄園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時在午餐會上他會擺上一瓶萊茵葡萄酒或莫塞爾葡萄酒和一瓶波爾多白葡萄酒，但是他會把法國酒全部留給客人。約翰·麥克洛伊對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一次小型宴會上，他預備了他認為是一種他從美國陸軍消費合作社搞到的德國餐桌上的名酒時，他發現阿登納只喝了半杯。第二天他收到了這位總理送來的一盒「伯恩卡斯特爾多克托」酒，一種莫塞爾酒，一種世界最佳名酒。這正好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種酒，有時，我在白宮的國宴上也用它。

　　阿登納最大的資本之一是，即使在七十多歲的高齡，他似乎也不知疲倦。他曾經告訴我，一位最優秀政治家是一位「能夠坐得比別人更長的人。」如有必要，他願意把會議一直延續到深夜，他耐心地坐著，直到一個接一個的昏昏欲睡的對手們同意他的觀點為止。

　　像我所熟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領導人一樣，阿登納在他所從事的每一項活動中幾乎都是一名激烈的競爭者。如同艾森豪威爾一樣，儘管他有著使人毫無懷疑的友好和隨和的風度，在高爾夫球場上和橋牌桌上卻是一名兇猛的對手，阿登納最喜愛意大利的草地滾木球，但他從不讓人。麥克洛伊是一名優秀運動員，年輕時是一名國際水平的網球運動員。他發現阿登納是一名難以對付的競爭者。他告訴我，阿登納打草地滾木球時，技術嫺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時，他也決心要贏得勝利。他是不會同意俗話說「重要的不在於勝負，而在於風格。」阿登納玩得公正，但是他總是為了贏過對方。

　　他的政治風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爾，阿登納也是一名卓越的議員。在1949年聯邦議院會議上，他清楚地闡明了他的計劃，表現出了他的另一種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與幽默引而不發的能力。

　　作為十六年中德國第一次合法選舉的獲勝者所作的實際上是就職演說的時刻應該是嚴肅和莊重的。阿登納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德國人是否已經學會如何成為民主主義者。但是在他的講話中間，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手們開始向他當眾諸問。人們會認為一位像阿登納那樣真正自負的人會對會場氣氛受到破壞表示氣憤，認為像他那樣無幽默感的人也許會十分冷淡地對話難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擊敗了他們。當一名叫海因茨·倫納的共產黨議員譏諷地叫喊說，阿登納的有關蘇聯部分的講話是由「一名專家起草的」。阿登納停了片刻後說，「赫爾·倫納，你是一個愛妒忌的人廣這句話博得了滿場喝彩。

　　阿登納的運用高壓戰術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領使他贏得了冷酷無情的名聲，而他對此似乎並無反感。一次，有人指責他橫暴地對待反對派時，他有節制地反擊說：「這不全對。」阿登納和另一名前軸心國的戰後領袖、日本的吉田產生了強烈的相互敬慕之情。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倆人都是堅定地獻身于民主這一事實促成的，而每人實際上都有一種一人說了算的嗜好。

　　不象有些人，阿登納對報界向來是抱容忍的態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並且拒絕承擔把一個壞問題作出好回答這種職業政治家的責任。他對一位記者大聲喊道：「我會為此給你在外交業務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納當總理十四年中，盟軍佔領期延續了六年之久。

　　他經常對我說，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和四位傑出的美國人：迪安·艾奇遜，盧修斯·克萊，約翰·麥克洛伊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持，他決不會取得他已經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願與盟國妥協，如果當這種妥協允許德國獨立、經濟恢復和與其他西歐國家一體化的目標得到進一步的保證的話。

　　象吉田一樣，阿登納知道與盟國間的合作距順從相去甚遠，雖然當他有時被某些特別不耐煩的德國人的刺耳的話所激慈時，他會說：「那麼，他們認為是誰輸掉了這場戰爭？」1949年，當他任總理前，在瑞士的伯爾尼向一個國際小組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對一系列佔領政策進行了尖刻的抨擊。他也說過德國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的話，就需要有一種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處未用民族主義一詞。

　　在這次講話後，許多批評家，包括同盟國首都的報紙生氣地指出，同盟國面對著一個頑固不化的德國民族主義分子。但是阿登納與瞭解他的軍事管制者們之間的關係沒有改變，而他在同胞們中的聲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獨立性，突出地表現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種尊嚴對於德國人是巨大的鼓舞，他們亟不可待地要使他們的民族尊嚴得到恢復。

　　1953年4月的一個陰暗的、下著雨的早晨，我在華盛頓的國家機場上第一次見到阿登納。他來華盛頓是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進行會談。杜勒斯和我作為艾森豪威爾的代表在機場迎接。

　　由於兩方面原因使這位總理的訪問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從來有過一位德國總理訪問過美國。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阿登納就是第一個德國官方的來訪者。這次訪問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僅僅八年。阿登納在美國受到無論是政治領導人或廣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會表明不管希特勒還是納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緩和。

　　美國支持阿登納的外交政策並不堅定。許多有影響的美國人建議，美國應該拒絕參加歐洲防務，如果我們與阿登納的會談是徒勞的或是不友好的話，那麼這種孤立主義就會得到進一步抬頭。在安德魯斯機場的小型而又沉悶的儀式將是數百萬美國人民和歐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發源地。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