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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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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這時,阿登納拒絕了一次出任總理的機會。魏瑪共和國時期,在他們的立法聯盟崩潰之前,總理在任的平均時間只有七個月。中心党的領導成員們認為阿登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組織一個持久的政府,於是,他們在1926年邀請他組織政府。 此事對他有一定的誘惑力。但是,他那沒有表情的臉部隱藏著一位駕馭著能排除無望的事業的政治家的精明。這不是因為他不願意冒險,而是因為他確實遵循了仔細權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這一慣例,把周密的分析和與之非常協調的政治直覺相結合。當他去了一趟柏林並試探了政治氣候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打破這種力量對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備。所以,他拒絕了這個建議並回到了科攏不斷增長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使在德國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難,甚至會壓垮康拉德·阿登納。然而,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這位擁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領導人當時成為總理的話,歷史又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深刻變化。希特勒就會在他攫取權力並且給德國和世界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之前遇到了難以對付的敵手。 三年半後阿登納第二次當選為任期十二年的市長。那時,他五十三歲,他期待著任期結束後退休。但是,當希特勒任總理後,納粹黨人不要像阿登納這樣的全國知名人士和有獨立見解的領導人理政。他從一開始,就把他的頑強的獨立性表白清楚。在幾個星期之內,他三次拒絕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頭提出反對納粹廢除普魯士國家議會,但是沒有成功,阿登納從1917年起就是該議會的一名議員。後來,在1933年三月選舉前的一次競選旅行中,希特勒訪問了科攏阿登納直截了當地拒絕到機場迎接他。兩天后,在希特勒發表科隆講話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萊茵河橋上的納粹旗取下來,並派遣一隊警察保護他們。 選舉後,納粹掌握了絕對的權力,阿登納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他在公開場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過虛構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銷了市長職務並被逐出該市。雖然納粹對他懷著敵意,但是他沒有被列入需要儘快消滅的人員的名冊。 1934年,他在長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殺之後,他安然無恙地獲釋了。在納粹執政的大部分歲月裡,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裡養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運,差一點喪命,但終於倖免於難。他顯然被邀請參加卡爾·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謀殺希特勒的密謀。當他估計了力量對比和判斷這個計劃可能失敗之後,他拒絕了與這些共謀者們合作。暗殺確實失敗了,之後,他被捕入獄。他裝病逃避了轉移到布肯瓦爾德去。然後,在一位居住在盧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幫助下,從醫院裡逃走。最後,蓋世太保發現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裡,他們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兒子馬克斯,一名德軍軍官,去柏林懇求釋放他的父親後,納粹黨人討·最後放了他。當美國人第二年春天佔領科隆時,阿登納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儘管有這麼一個插曲,阿登納在納粹分子統治時期,他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非常單調乏味的生活中度過的。當他在1933年春天從科隆被驅逐出來後,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個人來到離萊茵河十五英里的貝內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內至少可以暫時逃避納粹黨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長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納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年,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進行思索,在樹林中漫步和讀書。該修道院有大量的歷史藏書,他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閱讀了。 在希特勒掌權之前,阿登納是成功的,有實力的「科隆之玉」,是嚴厲但又充滿深情的一個正在日益壯大的家庭的家長。現在他的權力已經不復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離了,而且他正過著一種毫不誇張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當他考慮到一個民族因為屈從於好戰的民族主義和專制而招致嚴重的危險時,他開始以日益強烈的感情詳細研究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建立一個歐洲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在這個新秩序裡,自由和基督教義是第一位的,國家權力和個性是第二位的。 這些想法是幻想徹底破滅的人的唯一的田園詩,十五年後,當他在西德掌權時,阿登納的實際的政治直覺再度占了統治地位。但是,切合實際的考慮是,確保歐洲聯合防務的唯一途徑是克服法德之間的分歧,阿登納從哲理上已作了準備。他總是想把這兩個國家結合在一起,現在它可能成為達到一個偉大目標的手段——保衛西方反對新蘇維埃帝國——而不只是為了自身的目的。 1945年當美國人佔領科隆時,他們搶先恢復了阿登納的市長職務。但接著改由英國人佔領,他們很快地解除了他的職務,並且禁止他從事政治活動,其原因卻始終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他相信英國工黨政府想要讓社會民主黨人接管德國政權,因此不希望讓一個保守分子留在象科隆市長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位置上。這次解職沉重地打擊了阿登納,因為對他來說,重建科隆是他真正熱愛的事業。 總之,科隆的損失是德國的收穫。阿登納再次被攆下臺過著在野生活,這次不是納粹黨人而是同盟國所為,現在理論和付諸實施的機會巧合在一起。在強迫他退休的兩個月裡,他致力於自己對德國命運的觀點轉變成一個具體的政治行動的計劃。當英國人再次允許他參加政治活動時,他馬上開始將精力集中于基督教民主聯盟,一個新的保守黨。這就是1963年前他的政權基礎。用他的說服力、辛勤勞動和唯意志力,阿登納贏得了對該黨的控制並迅速地把它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全國性的力量。他精心選擇時機的權力遊戲也給他提供了幫助。在一次重要的黨內會議上,他走上前去,坐了下來並宣佈他主持這次會議,因為他是會場中最老的人,就這樣,他把會議主席接了過來。其他與會者如此震驚以至於沒有表示抗議。 有人也許會認為,一位較晚進入議會政治生活的領袖會覺得枯燥乏味的競選運動令人煩惱,甚至今人感到屈身於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日本首相之前是一位職業外交家的吉田茂就是這樣。但是阿登納卻不是這樣。在1960年春天,關於即將到來的美國選舉,他給了我一些精明的戰略性的忠告,並問我是否喜歡競選。我對他說,我感到這是一種折磨。我說,一次競選之後,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在太平洋服役之後的感覺,我不會留戀它,我也不想再經歷一遍。他不同意我這種看法並使我感到意外地說:「我喜歡競選,我喜歡能為我所信仰的事業去奮鬥,與愛非議的人去辯論,去還擊他們。」 在此意義上說,他不像他的偉大的朋友戴高樂。阿登納喜歡個人間在政治鬥爭上的短兵相接;他喜歡與他的政敵一起參加競眩戴高樂幾乎是斷然拒絕這樣做的。與人們預料的相反,戴高樂這位法國人是內向的。而這位德國人,阿登納是外向的。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所走的道路卻完全不同。 在1949年戰後德國第一次選舉前的幾個星期裡,這位七十三歲的阿登納在遊歷各地做政治演說中證明他是異乎尋常的能幹和精力旺盛。他有著年輕人的持久性,並就選民關心的問題與選民保持接觸的驚人的訣竅。他的受挫的對手們,社會民主黨人,在戰後曾期待著立刻成為西德的執政黨,只能乞靈於嚴厲的人身攻擊,但他幾乎未作任何反應。在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了七百三十六萬張選票,比社會民主黨多得四十萬張。通過一次投票,新聯邦議院選舉阿登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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