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34)_尼克松

三四

　　日本被佔領期間，長子繼承權被廢除了。在此之前，長子以下的兒子們經常被別的家庭收養。吉田的養父是一位叫吉田謙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歲時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實的家產。

　　1906年，吉田從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職業外交官。或許是由於他的鄉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國供職，那裡是外交官們升遷的一條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從家裡繼承過來的高標準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顧問。

　　牧野作為日本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讓四十歲的吉田同他一起參加活動，這大大地提高了這位年輕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懷著對威爾遜的門戶開放政策充滿樂觀的態度去凡爾賽。根據威爾遜精神，牧野建議在條約中加進明確規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條款。但是，對日本和它日益增長的海軍勢力深感疑慮的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否決了這一條款。吉田發現，明治維新的理想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敵不過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嚴酷現實。他悲傷失望地回國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田，是在1964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他在大磯的莊園吃晚飯。時已八十六歲的這位退休首相長時間地回憶了他在凡爾賽的經歷。他說，他經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能夠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觀點，那麼，歷史的進程就會不一樣了。我發現，吉田從未因有這些經歷而使自己對英國和美國耿耿於懷，這給予我的印象尤為深刻。這是一個標誌，說明吉田在年青之時，就已具有偉大的個性和強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會對他還是發生了影響。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增加了。美國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許多其他日本人一樣，對保證日本產品在亞洲有暢銷的市場和為日本工廠提供足夠的原材料等問題，日益感到關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擔任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時，為他的國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滿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絕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時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軍國主義之時，他開始和軍國主義分道揚鑣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駐外大使們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爾賽呆過的愛德華·豪斯上校——大戰期間，他是威爾遜的親密助手和顧問。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個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也給德國人提出過同樣的忠告——豪斯說：在解決對外糾紛中，如果日本採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話，明治時代以後苦心經營起來的一切必將化為灰燼。

　　受到明治以後親西方傳統的儒染的吉田，此時已成為一位國際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回到日本後，把豪斯的口信傳達給那些願意聽的人。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們」對他的嫌惡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變的軍官在東京發動了一場預謀的政變——政變中，牧野伯爵險些遇難——軍國主義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擔任外相，希望築起一道反對軍國主義者的防線。但這個提案被軍方否決了，吉田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

　　他的這一任命是幸運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使吉田離開了日本。當時，日本由於「秘密偵探」的滋擾，軍方的對手們處於危險之中，備受磨難、監禁，有的甚至被暗殺：其次，三年的時間裡，他對英國政治的進一步瞭解，使他溫和的親西方的政治哲學牢固地樹立起來了。如果明治維新派們的夢想後來得以實現的話，那麼，日本在許多方面就可以變成英國式的了：日本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君主立憲政體、議會制和堅強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強大而卓有影響的島國。

　　吉田確信，日本毋需屈從於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即能保護其在亞洲的經濟利益。他主張開展進攻性的外交活動，而不是進行軍事侵略。儘管他持有反軍國主義的觀點，但在1939年返回日本後，他終於設法使自己免于入獄，吉田和日本政府中有影響的成員有聯繫。他徒勞地奮鬥著，試圖找到一條防止日本與美國和英國交戰的道路。很久以後他提到，當時他曾經對東條內閣的外相說，如果不能「阻止日本對美國宣戰，我將會辭職，以此來阻止內閣對美宣戰，甚至讓軍方也考慮考慮。如果這種做法的結果是使我被暗殺，那麼，這樣的死也是幸福的」。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他轉給美國大使約瑟夫·格魯一張道歉的便條，並保證格魯被困在美國大使館時有足夠的食品。這兩件事情雖小，卻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在戰爭期間，吉田是非正式的反軍國主義的政治家集團的成員之一。他們被稱為「主和派」。不過，他就象納粹德國的康拉德·阿登納一樣，避免採用硬抗的做法，以免使自己被投進監獄，或處境變得更糟。但在戰爭期間，他與其他的反軍國主義者一起，也多次討論過伸出和平觸角的可能性。最後，他還是在1945年被軍事警察逮捕了。他們審問他給格魯遞條子一事和他在起草給天皇的和平呼籲書中所起的作用——政府的密探從他的家人那裡發現了這份奏書的副本。他終於被投進監獄。

　　他以其特有的幽默的性格，忍受了四十天的監獄生活。東條下臺後，他確信自己不會再被陷害了。當他的兒子出世時，他的生父正好也是一名政治犯，羈留獄中。吉田認為，「嘗嘗監獄的滋味，對我來說也並不壞。這或者還是一個轉機哩。」

　　他受到了其他犯人的尊敬，並將家裡送來的大量食物分贈給看守們。在轟作東京時，這所軍事監獄遭到了直接破壞。於是，他被轉移到郊區的牢房裡。（他後來寫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燒死了，那將是多麼不幸。」此後不久，他就獲釋了，回到了位於東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磯的莊園，在那裡休養。他錯誤地認為，他將會作為一位小有名氣的退休外交官在那裡度過他的餘生。

　　在日本被佔領期間的一天淩晨，吉田驅車在大磯和東京之間一條被廢棄的公路上行駛。「兩個美國大兵突然出現在面前，向我的司機打手勢，要他停車。」他後來寫道，「我猜想他們是要攔路搶劫。但是，他們原來是想返口東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於是讓他們搭上車。「我們沒走多遠，他們遞過來了巧克力，然後嚼著口香糖，最後又遞給我雪茄。」

　　這是吉田特別喜歡的故事之一。「我記得我曾經這樣想過，」他寫道，「他們當時的這種做法，就他們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國人這種內在的優良本性，使日本被佔領期間完全沒有發生衝突。」我在1953年遇見一群自由主義的日本知識分子，他們似乎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們告訴我，日本雖然存在相當程度的反美情緒，但這並不是由於美國軍隊的行為引起的。

　　美國的友好，肯定是對日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態度接受了被打敗的現實，並坦蕩地接受了伴隨失敗而來的變化。麥克阿瑟立刻意識到，日本人民這些素質，將使日本在進入被佔領狀態後，能夠有一個成功和令人鼓舞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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