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33)_尼克松

三三

　　他在日本擔任最高司令官時，曾對來訪者悲歎道，美國尚未開始認識到日本對亞洲的重要性和亞洲對世界的重要性—或是尚未瞭解到亞洲的巨大潛力。1950年1月，艾奇遜發表聲明稱，臺灣和南朝鮮不在美國的防務圈之內。麥克阿瑟就此得出了如下結論：這位國務卿「關於遠東的意見很糟糕」。他邀請艾奇遜訪問東京。但是艾奇遜說，他的職責使他不能離開華盛頓——儘管他在任期中七次訪問了歐洲。1950年，共產黨人侵略南朝鮮，麥克阿瑟最後一次被召回軍隊服役。

　　麥克阿瑟與華盛頓在朝鮮問題上的爭吵，必須從其前因後果上來全面地認識。麥克阿瑟認為，中國人介入朝鮮戰爭一事證明，「從開頭起，擴張權力的共同欲望就激勵著每一個可能成為征服看的人」，與中國人的妥協，必將進一步鼓勵共產主義在亞洲、甚至在歐洲的冒險。麥克阿瑟認為，倘能獲得華盛頓足夠的支持，他將能擊敗共產黨人，使他們沒有勇氣再作這樣的冒險。那時，中國人和蘇聯人之間還沒有不和。我們國會中的許多人同意麥克阿瑟的看法，認為打敗在朝鮮的中國共產黨「志願軍」，是遏制威脅所有亞洲自由國家的侵略力量的有效辦法。

　　麥克阿瑟向杜魯門挑戰，並不是因為他渴望把戰火擴大到中國，事實上，他從未打算用美國地面部隊對抗中國的干涉和競爭。直到生命終止時，他依然認為把美國士兵送到亞洲大陸去作戰是一件蠢事。他向杜魯門挑戰，是因為他長期以來懷疑華盛頓的決策人不瞭解亞洲，不瞭解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所形成的威脅。他還堅信，如果讓那種認為侵略者與美國發生小規模戰爭以後依然會安然無恙的想法蔓延，那也是很危險的。

　　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懂得了威特克·錢伯斯的直覺。

　　「對於共產主義來說，」錢伯斯在敦促我堅決支持杜魯門的把美國軍隊投入朝鮮戰場的決定時說。「這場戰爭不僅關係到朝鮮、而且也關係到日本。在日本還是非常不穩定、並力圖從戰爭的破壞中復蘇之際，如果朝鮮被共產黨人接管，共產主義運動在日本就將得到巨大的推動力。」

　　麥克阿瑟認為，在亞洲問題上，杜魯門對他已經有過兩次打擊：杜魯門未能保住中國，他模棱兩可的朝鮮政策可能又鼓勵共產黨人去攻擊南朝鮮。現在，中國軍隊參戰了。麥克阿瑟認為，杜魯門和艾奇遜又再次失去了理智。他擔心的是，政府的膽怯最終會危及整個遠東，包括日本。這促使他被解除了職務。

　　在麥克阿瑟被免職的那一天，威廉·西博爾德這位駐日盟軍外交部門的負責人和美國最為能幹的一位外交官收到了華盛頓的指令，要他去會見吉田首相，讓他相信美國對日政策不變。

　　西博爾德被領進吉田樓上的書房。正穿著西服在花園裡主持那天下午的賞花會的首相，換了和服接見他。他的客人後來寫道：當時他「顯然十分震驚」。

　　西博爾德自己也被這則消息搞得心煩意亂。他擔心吉田由於要作出對此也負有責任的日本式的姿態和因為他是麥克阿瑟的密友而想辭職。他告訴吉田，在往後的時日裡，日本人民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以便帶領他們從麥克阿瑟去職一事所產生的衝擊中恢復過來。在會晤結束時，吉田答應西搏爾德：他將不會辭職。

　　儘管吉田又在任上繼續幹了三年多，但是戰後歷史上這極其偉大的夥伴關係結束了。吉田除了一段短時間不在任上之外，從1946年起，他和麥克阿瑟一直在一起工作，以便在舊日的廢墟中重建日本。

　　麥克阿瑟在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對而言是人所共知的。

　　吉田卻是戰後世界上的一位無名英雄。他精力充沛，富於同情心，口齒清晰，政治上老練，怠我無私，而且深深地忠於他的國家，誠為戰後各國領導人中的一位巨人。他也是少數幾位退休和去世後仍然卓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甚至到了1982年的現在，日本仍舊按照吉田在三十年前確立的穩健的、有節制的原則進行治理。

　　世界上每一個學齡兒童都知道邱吉爾和戴高樂。雖然吉田在許多方面和他們並駕齊驅，但是，除了日本人和象我這樣有幸和他個人結識者之外，絕大多數人對他幾乎毫無所知。

　　就象東方迷住了麥克阿瑟一樣，吉田對西方也著了迷。

　　他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其他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於通過發展與外國的關係，為增進他自己國家的利益找到一條捷徑。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就是許多世紀以來鼓勵接受外國影響，但不允許它們瓦解日本立國之本這兩方面互相結合的產物。

　　從七世紀起，中國就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日本的政體、軍事組織、土地改革、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的模式。從十九世紀起，日本又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這在許多方面與日本和中國已有的關係類似。這種新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貿易的繁榮，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島上令人痛苦的歲月，廣島和長崎的創傷，以及戰後年代在商業方面和確保安全方面錯綜複雜的合作關係等方面。

　　用吉田的話來說，「日本的決定性世紀」始於1854年。當時，日本人看到了美國海軍準將伯裡的船隊的甲板上矗立著加農炮，深信他們不應該再頂住要求他們加入現代世界的行列的壓力了。不久，一群維新派人物廢除了幕府時代將軍的統治——它代表軟弱的天皇，統治日本達二百七十年之久。維新派使明治夭皇複位，讓他到東京古老的宮殿裡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宮闈原來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顧問們認識到，現代化是使日本免於象中國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樣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們也認識到，現代化管理有利於帶來經濟上的繁榮。這樣，在十九世紀後期，日本開始用很長時間認真地觀察美國和西方，很快就借鑒了教育、法律、農業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

　　明治維新派創造了一個尚有許多明顯局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於德國的俾斯麥的民主，與美國或英國的民主不同。西方的這一套移植到了東方，但還不完善。西方的民主雖然被介紹過去了，但是東方的極權主義還陰魂不散，日本還存在著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出現了經濟危機，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也增加了，這使人數極少的一群軍國主義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奪取了政府的權力。

　　軍國主義者——吉田稱之為「穿制服的政客們」——獲得控制權以後，命令人們服從他們，就象一個世紀以前的幕府時代一樣。他們控制了皇位，並利用它的權威發號施令。

　　吉田生於1878年明治維新的激烈變動之中。雖然他出生在東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島嶼上的土佐縣。

　　上佐的男人們以伐木和航海為業，在那個崇尚齊心協力和禮儀的社會裡，他們是狙魯的，具有粗曠的性格。上佐人被稱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來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樣，也具有粗魯的性格。後來，他因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風蠻橫，被稱作「獨斷專行的吉田」。

　　吉田是一位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的上佐人的第五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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