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29)_尼克松

二九

　　就象戴高樂那樣，沒有卡殼，沒有不完整的思想，沒有說了半句就停頓下來再從頭說起的情況，而是一氣呵成，好象他事先已經寫好答案並把它們背誦下來似的。時過不久，我親自瞭解到的情況表明，他在私人交談中也是如此。

　　1953年，在羅伯特·塔夫脫的葬禮上，我第一次與麥克阿瑟交談。我提到塔夫脫是他的最忠實的朋友之一，麥克阿瑟立即爽朗地回答：「我是他的最偉大的朋友！」

　　在那以後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將軍的口信，說下次我去紐約時，麥克阿瑟願意見到我。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當天，我首先與胡佛總統在沃爾多夫大廈31號A他的套間裡吃早飯。在與這位被我們親切地稱為「領袖」的人的會見中，我總是能夠受到教益。胡佛按慣例問了我的觀點，在我回答他的有關政府預算和維持朝鮮停戰狀態的想法時，他注意地聽著。

　　胡佛是一位心地乎和的人。他是塔夫脫的支持者。但是，他當時唯一的興趣是促使艾森豪威爾政府獲得成功。早飯後，唯一使我感到不自在的時刻來到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吸一根他的名牌古巴雪茄，而我在早晨是從不吸雪茄的。不過，在二十五年前我試過。這次我又試了試。

　　我們談過話後，我坐電梯上樓，到37號A麥克阿瑟的套間去。惠特尼將軍在門口迎接我，陪同我走進了客廳。胡佛的套間以其簡樸、整潔和高雅給人留下了印象。麥克阿瑟的房間雖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顯得頗為壯觀。牆上貼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太平洋工作時搜集的大事記，給我的印象是：在美國最高位置上服務過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藝品。

　　當我走進房間時，麥克阿瑟向我迎來，握住我的雙手。他說：「您能光臨，太好了。」接著把我介紹給了麥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見到的最有風度和迷人的婦女之一。她問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們之後，說聲「請原諒」，就走開了。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談。此後的八年間，我和他之間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談。所有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我們通常討論美國的政治情況和當前的外交事態——更準確地說，毋寧說是他在談論，我在聽。而在我和胡佛的討論中，他總是詢問我對所議各種問題的看法；麥克阿瑟卻幾乎從不這樣做。在和他的會見中，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像是個畢業討論會，每一個來訪者的最好的辦法是：或者靜靜地聽著，或者作筆記。在佔領日本期間，麥克阿瑟與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鐘的約會。這位將軍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絕的話語，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於忘記了他來訪的目的。後來，這位上校得知，麥克阿瑟還把他看成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交談者」。

　　事實證明，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就是他與艾森豪威爾政府之間十分有限的高層接觸之一。我沒有把談話內容向總統報告。實際上，我記不得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之間曾經進行過討論。我總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只要提起麥克阿瑟，好象別人對他都不大歡迎。

　　從三十年代起，這兩位美國偉大的將軍曾經長期共事。那時，艾森豪威爾是麥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麥克阿瑟曾不顧一切地想到華盛頓供職。他詳細地向我描繪了一幅圖畫：如果任命他為國防部長或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話，他會如何削減軍費預算，或者「在一個月內整頓好五角大樓」。但他終未如願。

　　艾森豪威爾或許有足夠的理由不任命這位容易引起爭議的五星上將在他的政府中任職——如果要五角大樓裡的人聽他發號施令，許多人准會發怒——但採用那樣的方式對待麥克阿瑟，他的感情無疑也受到了挫傷。他從未直接貶低過艾森豪威爾，但有時也間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談到艾森豪威爾當他助手的歲月時，曾經說：「他可以寫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談談如何堅守或攻佔某一陣地，只要你告訴他什麼是陣地。」

　　1955年，艾森豪威爾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應該再次競選總統的一些猜測。這時，我收到了麥克阿瑟通過考特尼·惠特尼捎來的口信：「麥克阿瑟將軍將始終如一地站在副總統一邊，」惠特尼對我說：「他還說，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別的人應該馬上離開白宮。」在當時的情況下，麥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適當的，因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得知此事，我將十分尷尬。記得我當時曾經認為，麥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爾離開白宮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進入白宮的心情更為迫切。

　　麥克阿瑟對艾森豪威爾擁有的聲望感到不滿。他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人們對於艾森豪威爾和歐洲過分的關注，促使華盛頓忽視了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反過來，艾森豪威爾認為麥克阿瑟儘管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但是過於自負和富於戲劇性。他經常持有這樣的看法。1942年。當他收到麥克阿瑟關於戰略問題的一些建議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奇怪的是，他認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還在學習。他的這一課對於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無益處的。」

　　在六十年代的總統競選中，麥克阿瑟並沒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費苦心地讓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邊的。六月份，我打電報就他由於促進了美日友誼而受到日本政府嘉獎一事表示祝賀。我熱烈地頌揚了他對歷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貢獻，並表示相信，這些貢獻將會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遺產中留下它們的印記」。他在回信中寫道：「您給了我一個不同凡響的祝賀。我已經把您的電報交給報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為總統候選人。」也許只有象麥克阿瑟這樣喜歡自誇的人，才會假定發表我讚揚他的電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過，他對於作出這樣的假設似乎毫不害臊。

　　他經常在我面前評論肯尼迪，對他甚不以為然。我對此表示欣賞，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這些評論在大選前鼓勵了我，在大選後又幫助我解除落選的痛苦。那次大選前，麥克阿瑟對我講起肯尼迪的魚雷快艇的功績時，曾輕蔑地說，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還說，「肯尼迪或許會在某一戰役中由於缺乏判斷力而受到軍事審判。」1961年6月，即豬灣慘敗後兩個月，他又蠻橫地批評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與吉姆·法利這位傳奇式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和羅斯福的知己談過話。法利指出，肯尼迪的頭腦非常敏捷、靈活。麥克阿瑟的反應則是：他不認為肯尼迪具有判斷能力——在作出決定之前統觀全域的判斷能力。麥克阿瑟繼續對我說，「一個指揮員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是從他收到的情報中，把占百分之五的重要情報和其他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報分開。」他說，他認為肯尼迪關於豬灣事件的決策顯然已經失敗，由於這一慘敗，肯尼迪還不幸地失去了軍方和中央情報局的信任。誠然，他認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聰明的」，但又歸因於肯尼迪為他提供了一架飛機，讓他到菲律賓隨心所欲地旅行。不過，他又說，肯尼迪「一到要作出決定時，就傻眼了」。在說了這些之後，他接著強調——他說話時總喜歡強調——「肯尼迪將會佔領古巴。雖然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將來他必定這樣幹，而且將要這樣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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