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9)_尼克松

一九

　　當周思來和我驅車前往北京機場時，周恩來講到毛澤東回到離別三十二年的故鄉時寫的一首詩。他說，這首詩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逆境是良師。我同意這一點，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看只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十二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補充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

　　一個偉大的領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有些政治領導人從未遇到過逆境；有些從來克服過逆境。

　　只有少數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樂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對逆境並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傷得如此嚴重，差一點死在戰場上。結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戰爭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戰鬥，以挽回法國的榮譽。勝利後不久，他又被全國所拋棄。然而，十二年後他又重新執政。

　　當戴高樂從政界退隱後，他就「在野」了。大多數政治家一旦嘗過權力的滋味，都捨不得丟棄它。美國有許多參議員在選舉中被擊敗或者退休後不願回到他們家鄉所在的州去。他們寧願呆在華盛頓，守在權力的邊緣上。但是戴高樂從不忘懷家鄉，總是口到家鄉並從那裡汲取力量。

　　科隆貝雙城是戴高樂的避難所——在比喻上和實際上都是「原野」。科隆貝雙城位於法國香巴尼地區朗日高原的邊緣。

　　它離巴黎東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圖上找不到這個地名。戴高樂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間房間，是一座有褐色瓦頂和一端有個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築物，在樹木和灌叢的籠罩之中，遮斷了過往行人的視線。戴高樂在這個小鄉村莊園裡同外界隔絕，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環境了。

　　在科隆貝，戴高樂發現如果在最高的職位上可能感覺孤獨的話，那麼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更加孤獨。但是這沒有什麼可悔恨的。他寫道：「在這紛繁的大千世界裡，隱居原是我所嚮往的，現在則是我的伴侶。幾經滄桑，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人滿意的呢？」

　　儘管邱吉爾和戴高樂在戰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失去了領導權。然而，他們採取極不相同的方法試圖重新掌握權力。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失敗對戴高樂的教訓是：在政治活動中，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很少是直線。1955年，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退出政治生涯後，他選擇了一種超然的、鄉紳的生活，幾乎沒有作過任何努力要求公開露面。他是一位偉大的演員，象多數偉大演員一樣，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場。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師。直覺告訴他，尋求高位一定得象向女人求愛那樣。他遵循法國諺語的教導：「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爾一樣，他本能地知道，有時得到權力的最好的辦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爾的性格。

　　邱吉爾繼續在議會中領導忠誠于他的反對黨，從來沒有一個時刻不公開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來奪回權力。兩人都成功地奪回了權力，儘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國政界中，我總是勸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們：心裡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負又是另一回事。

　　對於一個領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當的品質，後者是叫人遠避和產生反感的品質。

　　戴高樂每星期一次離開簡樸的外省住處——科隆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爾弗裡諾街上的辦公室和人們約談。儘管第四共和國的人們反對戴高樂當領袖，卻仍有許多熱情的人來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們離去時經常覺得，他從與他們的談話中所得到的要多於他們。通過這些會見，戴高樂變成了法國對第四共和國活動方式和失敗經過的最好的見證人。

　　他還與狂熱地獻身於他的擁護者保持接觸。這些人在他失敗時甚至比他在勝利時更效忠於他。他們是戴高樂極其重要的政治資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時機來到之際抓住機會，重新掌權。當他掌權時，他們也給他以強大的、可靠的支持，這種支持在危機時刻，對於一位領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許多追隨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樂更左的安德烈·馬爾羅是如此地被戴高樂的性格迷住，以至於成了一個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訪華前不久，在為馬爾羅舉行的一次白宮晚宴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用崇拜的口吻說到戴高樂：「我不是戴高樂——沒有人是戴高樂，」他說：「但是如果戴高樂在這裡，我知道他會說些什麼，『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從事什麼的人向你致敬！』」個人崇拜經常隨著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樂主義並非如此，這是由於對戴高樂的懷念，戴高樂主義甚至現在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減弱。戴高樂在科隆貝居住的年月裡，他經常會見這些追隨者，培育他們對他忠誠的情緒。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時期，戴高樂變得更加聰明起來了。阿登納告訴一位記者，在科隆貝的那些年月裡，「對他好處極大，現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幹的政治家了」。偉大的領袖人物們總是從錯誤中比從成功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戴高樂在他的三卷《戴高樂回憶錄》中重新檢討了自己的行為。在論述他的行動時，常常以檢查當時可能採用的別的方案的價值，來重新估價他的行動。為了進行這樣的重新評價和自我批評而必須具備的不偏不倚的立場，這種正確觀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領導人中是少見的。但對於一個試圖東山再起的人來說，它又是絕對必要的。

　　戴高樂的一位同僚寫道：「寫這本回憶錄使他成為一個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當上總理後不久，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了。他要求議會給他處理國家危機的特權。舊日的戴高樂本來會要求議會給他這些權力，並用辭職作威脅，而新戴高樂知道安撫的重要性。他這個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給機器加油，它就會運轉得更平穩。

　　當他來到議會時，他對議員們盡情打趣逗樂。在休息時，他親切地和他們聊天，來爭取政敵。他向他們保證說，他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為著「使共和國更強大、更健壯、更有效和堅不可摧。」他恭維他們說：「我想要你們都知道，今晚有機會和你們一起在這裡聚會，我是感到多麼榮幸和高興。」聽了他這番話之後，那些竭盡全力試圖阻止他重新掌權的議員們都目瞪口呆。他們鼓掌喝采，同意給戴高樂想要的權力。

　　戴高樂也能透徹地分析美國的政治。在1960年訪美期間，他對美國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邊，但是他確實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訴我，他知道我作為副總統，將要並且也應該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政績基礎上進行競選，但是我要得到他認為時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難的。他非常強調地說：「你必須用建設『新的美國』作綱領來競選」當然，我不能這樣做，因為那樣的話，我就會像是批評現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這個政府的一員。但是，忠告是正確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國」這個主題來競選的，而結果他獲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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