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20)_尼克松

二〇

　　1962年，我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失敗之後，我和我的全家去歐洲旅行並且在巴黎停留了幾天。使我極為驚訝的，並且使波倫大使更為吃驚的是，戴高樂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在愛麗舍宮共進午餐，並且也邀請了波倫。

　　在我兩次競選失敗後，我和任何一位美國政治家都不相信我還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樂的邀請似乎是一種出於客氣和慷慨的姿態。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詞中，戴高樂說，三年前當他第一次見到我時，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國的領導方面我會起到一個較為重要的作用。他說，他仍保持這一觀點，他看到我將在未來的「最高級職位」中擔任角色。

　　這是一個很客氣但也是很真摯的嘉勉。在我擔任總統的任期內和在聖·克利門蒂的全部歲月裡，那些來訪的認識戴高樂的法國官員們，都從來也沒有忘記對我說，甚至在美國報刊還沒有暗示過的時候，他就預言我會當選總統。

　　在我在野期間，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樂都要會見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儘管他通常只會見那些執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會見表明戴高樂特別欣賞我，然而，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尊重是相互的，並且是多年來逐漸增長的。他是一個美國政治和全球事務敏銳的觀察家，我想他可能審視了美國的政治舞臺，但是沒有看到多少領導人對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認為時代需要瞭解世界政治的領導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機會重新掌權。因此，我們的會見對他來說是一個機會，與他最重要的盟國的一位未來可能當領袖的人培植友誼，並使這位領袖理解他的觀點。

　　而且，我認為他把感情轉移於我是因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個懂得「在野」是什麼滋味的人。

　　戴高樂失敗的逆境有助於他陶冶一種吸引他的狂熱追隨者的性格。但是戴高樂寫道，一個有性格的人還需要有威嚴才能成為有效率的領導人。「他必須目標崇高，有見解，作事有氣魄，從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權威。」如果他滿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將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奴僕，但「決不是一個能夠肩負起人類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樂的事業是法蘭西。沒有什麼比法國榮耀的象徵更能鼓舞他，也沒有什麼比法國的弱小和失敗更能使他憂傷。

　　「在我的一生中，我對法國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樂在他的戰時回憶錄的一開始這樣寫道。在隨後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裡，他闡述了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觀點，他談的不是法蘭西的民族國家，而是法蘭西的民族靈魂。他認為，從感情方面來說，他傾向於把法國想像成命運註定要麼取得巨大成功，要麼罹難深重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在法國的行動和業績中卻顯露了平庸，那種不責怪國家的傾向，而把責任推給法國人民的話，那我將認為是荒誕無稽的。」他的理性的一面認為：「如果法國不居前列，就不是真正的法國。只有那種把法國置於歷史前沿的偉大民族抱負，才能抵消法國人民渙散的天性。簡而言之，對我來說，法國如果失去了偉大的話，就不可能成為法國。」

　　「在領導人失敗的時候，」1942年戴高樂對美國海軍上將哈羅德·斯塔克解釋說，「新的領導人就從永恆的法國精神中湧現出來。代表這種精神的有如從沙勒曼到聖女貞德，到拿破崙、波因卡爾和克萊門梭等。」他接著說，「或許這次我是由於別人的失敗而被推到領導崗位上的人之一。」毫無疑問，戴高樂是把他自己看成法國一系列救世主中的下一位了。他的軍隊曾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幟下行進。幾個世紀前，聖女貞德在這面旗幟下重新集合過法國人。當他說在第三共和國投降後「要由我來承擔起法國的重擔」時，他的意思是說，由於他決定繼續進行抵抗，他在法國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了法國的化身。

　　由於同盟國未能瞭解這個事實，因而導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與戴高樂發生了許多次對抗。有一次，當邱吉爾試圖讓他對處理一些小事的方法作些調整時，戴高樂堅決地拒絕了，並說：「首相先生，既然你終於有聖女貞德站在你的一邊，但你仍然下決心要把她燒死。」羅斯福總統沒有能力理解戴高樂的意思，繼續對朋友們取笑說，戴高樂認為他就是聖女貞德。

　　儘管邱吉爾對戴高樂抱有極大的同情和敬意，這位英國首相還是經常被這位法國領導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協所激怒。有那麼一次，邱吉爾的話超越了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嘲笑，他說：「是的，戴高樂確實把他自己看成是聖女貞德，但是我的該死的主教們就是不讓我把他燒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真誠地把戴高樂看成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領袖而欽佩不已。他痛惜許多美國外交官員對戴高樂持否定的偏見：歡迎他在1958年重新執政。他對我強調，儘管戴高樂可能難以相處，要是沒有他領導的話，法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倖存下來。數年後，在1969年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前，我到沃爾特·裡德醫院去看望艾森豪威爾。他七十八歲了，因病臥床，大約只能活幾個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記憶力也很強。他思索著說：「在戰爭中，我們對待戴高樂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爾作為總統對戴高樂懷有極大的敬意。他給予戴高樂以通常的禮節，戴高樂則以友誼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關係令人吃驚地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政策制定者們未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禮貌，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來說，只是很小的代價。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受的命運。1969年，我對巴黎進行國事訪問，在抵達時的講話中，我回憶了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話：每一個人都是兩國的公民，他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又是法國的公民。假如一個人停下來思考一下法國已經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和政治上對現代文明作出的貢獻，那麼這句箴言聽起來是對的。戴高樂為確保這句箴言永遠傳下去而為之獻身。

　　戰後歐洲出現的實利主義使戴高樂深感不安。他擔心法國人過於迷戀他們的生活水平。「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雄心壯志，」他對一個記者說，「與此同時，別國人民較少考慮他們的生活水平，正在征服世界，甚至在不用戰鬥的情況下征服世界。」

　　戴高樂有一次對艾森豪威爾說：「和英國人不同，我們沒有失去我們對美德的愛好。」戴高樂從來失去那種愛好，但是他的許多人民已經失掉了。戴高樂經常抱怨法國人民是他探索法國莊嚴的事業中的最大障礙，他力求引導他們攀登「高峰」，但是他們往往不跟他走。1969年，他在一個電視節目裡呼籲人民結束那場席捲法國的國內動亂、但他們不予響應。戴高樂很氣憤地對他的助手們說：「法國人是一群牲口，的確是一群牲口。」

　　一個獻身法蘭西民族的人竟會如此蔑視法國人民，這看來似乎很奇怪。然而，對於戴高樂來說，法國並不是把它的人民加在一起而已。他的想像是一種理想化的想像，他向全國提出要他們提高並加強這個國家的精神。人民就是這樣的思想單純、庸俗、不完美，他們的眼睛不是朝向地平線那邊的山巔，而只看腳下一小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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