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7)_尼克松

一七

　　作為一個國家要人，戴高樂吸引著一幫赤膽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幹分子。但他和他們保持著相當大的距離，這反映了他自己的銘言：「沒有名望就沒有權威，而不保持一定距離，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愛麗舍宮的辦公室裡，在靠近他書桌的一張桌子上有兩部電話機，可是鈴聲從來不響，他把電話看作是現代的一個無法容忍的討厭的東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顧問，也不敢直接打電話給他。

　　和麥克阿瑟一樣，對於閒聊，戴高樂也極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會見，顯然他總是想把話題轉到嚴肅的問題上去。在語言的準確性上他也象麥克阿瑟，無論是在記者招待會上，在即席講話中，在回答問題時，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談中，這兩個人都使用了精煉的語言，準確地掌握語意的細微差別。

　　假如這兩人進入美國國會裡的話，那麼編入他們的發言的《議會記錄》在排印之前，是不會要求他們修改自己的發言的。

　　戴高樂不能寬容不稱職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為他舉行的官方宴會上，由法國駐美國一個主要城市的總領事充當他的翻譯，在翻譯戴高樂的祝酒詞時，這個譯員兩手發抖，來回亂翻講稿。我看出戴高樂很惱火。後來，我得知他打發走了這位總領事，挑選了另一人陪他繼續旅行。

　　戴高樂從不參與閒聊。在內閣會議上，他常全神貫注地傾聽他的部長們的發言，認真地記錄。如果他想與一位部長交換看法，通常會安排一次私下的會見。

　　對重大的事件所作的決定都是由戴高樂獨自作出的。他不認為他有所羅門那樣的聰明，但他確實相信自己具備所羅門那樣的判斷力。對於一個問題，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來，憑著他那無限深入細節的能力，把應該知道的東西都弄清楚。然後打發走顧問，獨自深思，作出結論。他知道對於一位領袖來說，有時間去思考是多麼重要。在他的堅持下，他手下的人員每天要留出幾個小時讓他去專心思考問題。

　　在我任總統時，也試圖採取類似的方式辦事。但是我發現，對於一個領導人來說，最困難的一件事是對行政官員、議會領導人以及其他要求佔用他的時間的人執行這項紀律。只要他們看到日程表上有一個空隙，就總認為有時間接待他們，他們一心一意想把他們需要先辦的事變成他需要先辦的事。但是，這些事一般並不是他需要先辦的事，而且也不應該是。他的職責範圍遠遠超過他們的職責範圍。

　　在我的總統任期內，重要的決策幾乎很少是在橢圓形辦公室裡作出的。要作重大決策時，我總是設法到林肯起居室或是在戴維營、比斯坎島或者聖克利門蒂的小小圖書館裡躲上幾小時。我發現在遠離嘈雜的華盛頓的幽靜的地方，可以進行最有效的思考和作出最好的決定。

　　戴高樂在文章裡寫道，除了保持孤僻外，寡言和少作手勢，舉止和動作方面要審慎，這樣才能使你顯得神秘。他又寫道：「沒有什麼比沉默更能增加權威的了」。但是沉默這個「強者最大的美德」只有在它是以掩蓋意志和決心為目的時，才會產生效果。「正是由於內心的激動和外表的控制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才能占上風。就象一個賭徒的風度在於他能夠在加大賭注時，比平時更加冷靜。又象一個演員最大的演出效果取決於當他牢牢控制自己時，能否熟練地表現出感情色彩。」

　　戴高樂知道政治活動就是在演戲——不是指實質，而是指實踐——正是部分由於他掌握舞臺表演藝術，所以他能把他的政治意願強加於人。

　　象凱撒和麥克阿瑟那樣，戴高樂在他的文章裡經常以第三者自稱。例如，「向戴高樂呼籲的願望越來越強烈」，需要「向戴高樂作肯定的回答」和「對戴高樂將軍怎麼可能會別無其他選擇」等等。有一次，一位記者要求他解釋這個習慣的由來。

　　他回答說，儘管有時是出於寫作風格偶爾使用第三人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發現在別人的心目中存在一個名叫戴高樂的人，而那個戴高樂實際上是一個與我無關的獨立的人。」

　　他第一次認識他的公開角色的力量是在戰時訪問法屬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時，成千上萬的人站在道路兩旁歡呼：「戴高樂！戴高樂！戴高樂！」在他擠過人群時，他意識到戴高樂將軍變成了一個活著的傳奇式人物，一個使夏爾·戴高樂相形見絀的人物，一個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後來說：「從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須和這個人，這位戴高樂將軍作比較，我幾乎成了他的俘虜。在我作一次講話或是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之前，我總得問我自己，『戴高樂會同意這個嗎？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樂的行動嗎？這是否符合戴高樂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著說：「有許多事我本來很想做但卻不能做，因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樂將軍的身分的。」

　　無論是一個細微未節，還是一個重大姿態，總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樂將軍的角色。到晚年，白內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視力。如果不戴上厚鏡片的眼鏡，有時連和他握手的人是誰都認不清。喬治·蓬皮杜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戴高樂一同乘車穿過歡迎群眾行列時發生的事：這位法國總統側身問他的總理，在群眾中是否有人向他揮手致意。夾道歡迎的人有那麼多，但他竟看不見他們。戴高樂將軍的形象又不允許他在公開場合戴上眼鏡。由於他的虛榮心和非凡的背誦講稿的能力，他從來不用講詞提詞器。

　　象麥克阿瑟一樣，戴高樂不為個人的危險擔憂，他敏銳地知道這種勇氣所能帶來的巨大效果。皮埃爾·德馬雷和克裡斯琴。普盧姆在他們的《瞄準戴高樂》這本書中，描寫過三十一次企圖謀殺這位法國總統的事件。1962年，當他乘車經過巴黎一個郊區時，一道密集的機槍火網向他的汽車猛掃過來，一顆子彈從離他頭部僅兩英寸處飛過，當他在機場走下汽車時，他撣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後說：「我真幸運。這次很險，但是這些先生們的射擊技術太蹩腳了。」

　　戴高樂老練地安排了在各種公開場合的露面。他的一年兩次與新聞界的會見更像是在召見他們。會見是在愛麗舍宮的節日廳裡舉行的，大廳裡金壁輝煌的天花板上垂掛著枝形的水晶燈盞。僅僅這些就夠得上一次盛會，它吸引著上千名新聞記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對巴黎的一次訪問中，我在波倫大使辦公室裡的電視機上看過戴高樂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實況。在接到提示之後，兩個打著白領帶、穿著燕尾服的男子拉開了舞臺後的紅絲絨帷幕，每個人都站立著，等待戴高樂的入場。他站在麥克風後面，他的部長們站在他的兩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選好的一個題目講了二十分鐘，然後又只回答了三個問題，會見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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