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6)_尼克松

一六

　　法蘭西人民聯盟這一段長插曲證明，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並不一定是一貫正確的。戴高樂對未來看得很遠，但是有時現實卻愚弄了他。有時他對他的人民有一種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時候，他又不關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黨的失敗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他對議會制政體的批評將證實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時機還未成熟，他為實現預言所做的努力卻帶來了災難住的後果。

　　造成戴高樂重新掌權的危機起源於1954年下半年，阿爾及利亞的部分穆斯林人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並且開始發動遊擊戰爭來反對法國的殖民當局。戰爭拖延了多年，隨著戰爭受挫，法國軍隊的殘忍性在增長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表明，是戰是和，他們自己都沒有能力來結束這場戰爭。

　　1958年，這個政權無力解決它在阿爾及利亞遇到的各種問題，因而導致了一次政府危機。特別是1954年軍隊在印度支那蒙受失敗的恥辱後，法國軍隊已下定決心，將不惜一切代價使法屬阿爾及利亞仍歸屬法國。戴高樂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主義者與軍隊站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反對法國政府，準備在政府沒有能力時採取行動。

　　當阿爾及利亞問題達到危急關頭時，第四共和國正處在從戴高樂1946年辭職以來的第二十四次內閣危機中，無政府狀態幾乎已達一個月之久。一群暴徒襲擊了在阿爾及利亞的政府大樓，而當地治安部隊卻靜悄悄地在一旁觀看。將軍們在重新建立秩序的藉口下，推翻了法國阿爾及利亞政府。不到兩個星期後，駐守在科西嘉島上的軍隊參加到反叛將軍一方去了。阿爾及利亞的將軍們打算繼續幹下去，想在幾天之內征服宗主國法國，政府卻沒有能力來阻擋他們。

　　在整個事件中，戴高樂表現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絕譴責，也拒絕公開贊同軍事政變，儘管捲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於在他最後宣佈已經：「準備接管共和國權力」的時候大家都聽他的。他一直注視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用盡他們所有的招數，最後轉而向他求教的時候，便可以按他的條件進行合作。

　　雖然政府對他提出的條件唯命是從，可是這些條件中並沒有使他成為獨裁者的條件，然而，許多法國人繼續以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傳記作者布萊恩·克羅澤寫道：在聽了戴高樂重新執政的條件後，國民議長安德烈·勒·特羅奎爾對他大聲說：「所有這些都是違反憲法的，從阿爾及利亞事件以後，我就對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獨裁者的靈魂，你太喜歡個人的權力了！」戴高樂嚴厲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國，特羅奎爾先生。」

　　到戴高樂接管政權時，第四共和國政府已分崩離析，陷入如此可憐的狀態。如果說戴高樂是靠政變上了台的，那就錯了。

　　他不過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權免受痛苦而給予慈悲的一擊而已。

　　戴高樂要求第四共和國授予他權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通過這些辦法，他頒佈了第五共和國憲法。憲法的核心是總統的職權。總統被授予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權力，而不受國民議會不適當的干涉。這樣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癱瘓狀態，而這些狀態曾把第四共和國推向政治、經濟、社會崩潰的邊緣。

　　有人批評戴高樂給了總統如此多的權力。但是從事後清醒的認識來看，我認為這部憲法給法國帶來的政治穩定是戴高樂的最大的遺產，正如拿破崙法典是拿破崙的最大遺產一樣。

　　在我任副總統期間，總是我去機場迎接來訪的各國首相。

　　因為按當時的外交禮儀，文森豪威爾總統只是去機場歡迎採訪的國家元首。在戴高樂重新掌權之前的年月裡，我幾乎每單雙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國總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總理。意大利仍舊沒有擺脫政局不穩的局面，而戴高樂卻在法國解決了。任何一個精明的制憲法學者都可能設計出一個類似的政府結構。但是只有戴高樂既能預見到對它的需要，而又有權力去頒佈它。

　　在希臘神話裡，阿波羅給了卡珊德拉預知未來的天賦，但是後來又使聽過她警告的人不相信這些預言的手段，把這種天賦變成對別人的咒駡。戴高樂知道光有先見之明是不夠的。一個領袖人物不僅必須正確決定該做什麼，而且還應該說服別人。

　　去行動。白宮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這個時候或那個時候感受過卡珊德拉的咒駡，都面臨過這樣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當看到有一條正確道路可走的時候，推動不了官僚機構、國會或公眾朝著這個方向走。在《劍刃》中，戴高樂寫道：一個領袖「必須能夠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國中樹立信任精神，他必須能夠確定他的權威」。

　　戴高樂爭辯說，權威來自名望。而名望「大體上是一種感覺、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決於具有基本的天賦。而天賦是一種無法分析的天生的穎悟」。這種天賦是少見的。他寫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說在出生時就具有這種洋溢著的權威的品質，它就象一種液體，儘管不能確切他說出它的成分是什麼。」

　　這一點近來常用「領袖魅力」這樣一個時髦詞匯來表示，它仍然是一種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品質。

　　戴高樂寫道，除了這個無法言傳的品質外，一個領袖人物還必須具備三種具體的品質：神秘、性格和莊嚴。「首要地，」他聲稱，「沒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為親近滋長輕視。所有的宗教都有它們的神龕，任何人在他的貼身侍僕眼裡都成不了什麼英雄。」領導者在他的計劃和舉止中，必須永遠有些東西使別人感到高深莫測，這些東西使其他人迷惑、衝動，而又能吸引住他們的注意力。

　　我口憶起1963年11月，戴高樂來華盛頓參加肯尼迪總統葬禮時那種引人注目的儀態，仍然歷歷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從我們下榻的五月花飯店的一個套房的窗戶裡觀看送葬行列。

　　來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將成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後面。戴高樂不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舉止莊嚴、形象和領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過他人。

　　每當我見到戴高樂時，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人會見，他都顯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貴的儀態。他的果斷的舉止，使他在某種程度上給人以孤僻的感覺。有人把這種果斷說成是自以為是，固步自封，但是在戴高樂身上，並非如此。自以為是，固步自封的本質不是天生的，在戴高樂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當他與別國首腦打交道時，如果認為對方和他才智相當，他便從容自然，但決非不拘禮節，甚至對親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這方面，戴高樂很象在我1969年就職前所認識的除了林登·約翰遜外的所有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約翰·肯尼迪，甚至哈裡·杜魯門都有非常濃厚的離群素居的傾向，不喜歡別人以一種過分親近的態度來對待自己。

　　甚至在年輕時，戴高樂就和他的平輩疏遠。他家裡的人開玩笑說，他個性那麼冷冰冰，一定是嬰兒時曾經在冰箱裡被關過。

　　他並不反對其他人這樣做，但是他覺得他這樣做的話就和性格不相稱了。但是與此同時，他的個人態度卻從來沒有那種屈尊求教的味道，而這種情況對於那些佔據高位的小人物來說，卻是屢見不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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