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5)_尼克松

一五

　　他建議組織一支由十萬精銳部隊組成的軍隊，這支軍隊將包括六個全部機械化的師。他又強調說，機動性和攻擊性的打擊力量在下一次戰爭中將取勝，正象數量上佔優勢和防衛火力上優勢在上次戰爭中取勝一樣。

　　戴高樂的思想在法國不受歡迎。亨利·菲利普·貝當元帥把這本書斥之為「打趣話」。馬克西姆·魏剛將軍稱之為「一種惡意的批評」。

　　《未來的軍隊》的銷售量不到一千五百本。然而其中的兩百本流入了德國，在那裡人們仔細地閱讀著這本書。1934年，法國新聞記者菲利普·巴爾見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休亨林將軍——德軍摩托化部隊司令。在交換對於機械化戰爭的看法時，休亨林問巴爾：「我的偉大的法國同行為發展這些技術正在做些什麼呢？」巴爾從未聽說過戴高樂，所以他看上去有點茫然不知所對。這位德國將軍又提示說，「我是說你們的偉大的摩托化專家，你們的戴高樂上校。」

　　他的建議給德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對法國人卻沒有。戴高樂在德國人入侵前四個月寫的一份備忘錄中大聲疾呼，不管法國政府把馬其諾防線加強得如何好，敵人可以摧毀它或繞過它。他警告說，如果突破一個缺口，那麼整個馬其諾防線就會崩潰，汽車到巴黎只有六個小時的路程。正如他在《未來的軍隊》一書中所說的：「在上一世紀，每一次巴黎被侵佔，法國的抵抗力量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個時刻又到來了，戴高樂的預言成了現實。

　　儘管法國抵抗力量在德國人面前瓦解了，戴高樂看到：戰爭並未結束，而只是真正的開始。那時看到這點的法國人並不多。他飛到英國，決定繼續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願抵抗。他堅持說：「法國輸掉了一次戰役，但是並沒有輸掉這場戰爭。」

　　在他第一次從倫敦發出的廣播呼籲中，戴高樂宣佈法國不是孤立的，因為法國的戰鬥已經點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之火。

　　他說，法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海上優勢和美國軍火生產上的巨大潛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並能最終取得勝利。那種先見之明使得戴高樂永遠活在法國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個極為黑暗的年代裡，成為法蘭西靈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戰後，戴高樂對法國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變」這塊巨石上碰得粉碎。儘管法國人把戴高樂擁為救世主，但是對他建議的各種憲法修改方案卻置之不理，因而使戰前的政治家和各政黨能迫使他下臺。

　　戴高樂反對恢復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制度，因為他認為由於軍事政策不健全而導致的1940年的慘敗，應歸咎於議會制度。

　　那時有那麼多的政黨，但沒有一個政黨能獲得多數票，得以制定出一個合理的軍事政策來。吵吵嚷嚷的會議與霍布斯所描寫的自然界狀態一樣，是一場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的混戰。戴高樂警告說，如果議會制恢復的話，那麼議會政府只能產生一系列極其軟弱無能的聯合內閣。這些內閣在最輕微的政治震動下就會倒臺。正如許多年後他說的：「議員們只會使行動癱瘓，他們不能發動行動。」

　　戴高樂知道，法國在本質上是一個拉丁民族的國家。一度為波多黎各總督的路易·穆納茨。馬林講到自己的拉丁傳統時，曾告訴我：「我為我的拉丁傳統而自豪。我們對家庭、教會的忠誠，在哲學、音樂和藝術方面的貢獻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們拉丁民族恰恰不善於搞政治。我們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搞平衡是很難的。我們走極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樂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國保持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

　　因為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對回到「黨派政權」去，許多左翼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們指責他尋求建立專制制度。他們對他判斷錯了。在法國解放鬥爭期間和解放之初，確實需要戴高樂所謂的「某種君主制度」。當環境許可時，他毫不拖延地允許人們選擇自己的政府。他從不向統治權屬於人民的原則提出挑戰。但是他相信，統一意見的領導就是沒有領導，總統或總理必須領導議會而不是跟著議會跑。

　　在1945年後期，戴高樂認識到他在這場爭論中失敗了。

　　第四共和國憲法建立的是控制著一個軟弱的行政機構的、有無限權力的立法機構。他深信應辭去政府職務，應該在「事情把人甩開之前，從事情中擺脫出來」。他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宣佈了他辭去職務的決定後，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間，引退了。

　　他堅信法國召他來領導的時刻會到來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條件來領導。戴高樂又一次表現出他的預見性，他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他有一種命運感，並不想為當總統而當總統。只有在他覺得唯獨他能實現國家所需要的領導時，才願意當總統。在政治活動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區別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頭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則是做一番事業。戴高樂想要權力，並不是為了權力能為他做些什麼，而是為了用權力去做些什麼。

　　在放棄權力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戴高樂發動了一場氣勢磅礴的運動去奪回權力。他改造自己的個性，以求能成為偉大事件中的主宰。現在他輕蔑地注視著別人笨拙地處理小事情。

　　由於不耐煩再繼續等待法國來召回他，便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建立了法蘭西人民聯盟，使自己重登政壇。

　　1947年，冷戰的陰雲剛在地平線上出現，法國人民正忍受著物資匾乏、工資低、物價高的折磨。戴高樂沒有去關心他們的生活瑣事。他說，他解放法國並不是為了「操心通心粉供應定量問題的」，相反，他矚目於全球力量的問題，並宣告法國的偉大。

　　在那些混亂的歲月裡，被法國人經常稱為「暴風雨中的人」的戴高樂，他的政治股票戲劇性地上漲了。1951年，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中贏得的席位比其他黨派要多。從一開始戴高樂就禁止他的代表們支持任何政府，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蘭西人民聯盟與共產黨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

　　由於來自左、右兩翼頑固的反對，幾屆中間派政府接連下臺。但是，情況儘管如此，他們到五十年代初期時，還是幾乎不費氣力而在改善國內和國際處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實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是沾了這位「暴風雨中的人」的光。戴高樂似乎也承認：「共和國政府治理不好法國，但它把自己保衛得不錯。」——這是戴高樂在失望中向來訪者說的話。

　　到1952年時，法蘭西人民聯盟顯然已經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國了。在戴高樂命令他的代表們拒絕籌組政府的邀請後，黨的紀律渙散了。到1953年，背叛聯盟的人越來越多，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裡的地位微弱。在以後的幾次市議會競選中，由於境況淒涼，戴高樂便脫離了這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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