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4)_尼克松

一四

　　1960年我見到的戴高樂，與記者們和外交官員所描繪的傲慢的、盛氣淩人的性格相去甚遠。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有點難以描述的羞澀。他不熱情，但也不是一個嚴厲的人。我願說，他幾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領導人一樣，文雅的舉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則是另一回事。

　　我所認識的大多數領導人在他們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們稱作文雅人那將是一個錯誤。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於行使權力的。一個領袖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時必須要強硬到殘忍的地步。如果因為工作棘手而過於煩燥，如果他過分地被柔情束縛住的話，那麼該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隨著這些年我對戴高樂的加深瞭解，對他作為領袖或他個人，我都逐漸產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對對方有同樣的感覺。1967年，我的朋友維蒙·沃爾特斯到巴黎去擔任美國大使館武官，他從1942年起就認識戴高樂了。戴高樂在為波倫大使舉行的告別午餐後，召見了沃爾特斯，問他最近是否見到過我。沃爾特斯回答說見過。他便以強調的口氣說他相信我是會當選總統的，又補充道，他和我「都已越過『荒涼的境地』」——一個他經常用來描述他失去權力的那些歲月的詞。之後，他又說了一句話，沃爾特斯不可思議地發現竟是個預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樣，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流放的日子。」

　　戴高樂是二十世紀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紀的。他把法國引向前進，又引向倒退。從他整個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國歷史的延續和法國的過去。從他的名字本身——夏爾·戴高樂能聽到夏爾馬涅和高盧中的迴響——偉大、光榮、崇高——法文grandeur一詞，用在戴高樂的文章或講話裡的時候，有時譯者就用這幾個意思去表達，在他看來，這個詞對於一個國家，特別對法國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樂說成是歷史人物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決心那樣幹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於使歷史按他想像的格局來形成。正如一位評論家寫的那樣，「對戴高樂來說，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藝術；它是有志者的藝術。」對戴高樂來說，意志是國家的主要動力。他對自己能夠用意志鑄造歷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國決心朝著偉大的方向發展。他始終如一地號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雖然這些「高峰」只是隱約可見或朦朧難辨的。對於戴高樂來說，重要的事是讓人民自己覺得是在攀登，只有這樣，這個國家才能變得偉大。他曾經說過：「法國只有在從事一個偉大的事業時，才能顯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國的化身，他的責任是奮發法蘭西精神。

　　作為一個人，戴高樂是有誘惑力的，這不僅因為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為他在充當領導人必備的條件和如何發揮非凡的洞察力的領導藝術方面給予我們啟示。在分析問題的說服力方面或寫出那樣透徹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與他比擬，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樣對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後，使籠罩自己的迷霧並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釋他是如何做到的時候，也總是能把這層神秘的迷霧緊密地圍裹著自己。他是一個幻想大師。象熟練的幻想家那樣，他是一個萬能的魔術師。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種程度上——這在多數偉大領導人身上是罕見的——揭穿戴高樂的神秘，其關鍵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僅可以在他的表達非凡的文學作品中和有創見的回憶錄中找到，也可以從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嶄露頭角後又接著掌權的很久以前，就寫了一本實際上相當於領導指南的小冊子——《劍刃》，原先是作為法國軍事學院的講義而寫的，以後於1932年正式出版。一直到戴高樂去世後我才發現這本書。但是在我讀了之後，發覺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思議的，它就是以這種不可思議的程度來描繪特點和方法。這些特點和方法在我以後認識的戴高樂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很清楚，當時機會終於來到，由他來細緻地塑造這個號召和領導全國的半神秘的「戴高樂將軍」時，他遵循著他在這本書中寫下的規定。這本書是在他還是個四十一歲的陸軍軍官，在軍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時候出版的。

　　《劍刃》不僅對於仔細考查戴高樂提供了方便的條件，而且對於瞭解他，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綱要。

　　在的《劍刃》中，戴高樂提出了一個領袖必須具備的三個至關重要的品質：為了制定正確的路線，他需要智慧和直覺；為了說服別人遵循他的路線，還需要有權威。

　　因為政治學家生活在學術界，難免要強調領袖人物的知識因素，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戴高樂指出，領袖們自己都瞭解直覺的關鍵性意義。亞歷山大把直覺稱之為「希望」，凱撒稱之為「時運」，拿破崙稱之為「星宿」。當我們談到一個領袖具有「想像力」或「現實感」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說，他直覺地知道事物是如何發展的。戴高樂寫道，直覺能使領袖「看事物入木三分」。

　　正如他指出的，「我們的智慧可以向我們提供事物的理論性的、一般抽象的知識，但是只有直覺才能給我們對事物以實際的、具體的感觸。」這句話真是一語道破了複雜的情況，抓住了本質。然後理智才能把從客觀得來的所謂「原材料」進行闡述、塑造和提煉。

　　他爭辯說，只有當一位領袖在理智與直覺之間保持正確的平衡時，他作出的決定才可能具有先見之明的特點。

　　預見，就是知道向什麼方向引導，是偉大領導人的領導藝術核心。領袖這個詞就蘊藏著有充當嚮導能力的含義，在擬定通向未來的航程時，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況。我在1969年訪問法國時，戴高樂對我說：「我要為後天的報紙制定政策。」大多數領導人被糾纏于當天報紙的大標題新聞及瞬間的壓力，結果就見不到長遠的前景，然而戴高樂並不是為「瞬間」而活著，他是利用「瞬間」的人。

　　在戴高樂出名之前很久，他就顯示出一種超過同時代人觀察事物的天才。實際上，在反對馬其諾防線的爭論中，在作出反對向希特勒投降的決定時，在反對草率地拼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時，他基本上都是孤立無援的。然而，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上，事實證明他都是正確的。

　　1934年，戴高樂在一本名為《未來的軍隊》一書中，概述了他關於現代化戰爭性質的理論。他爭辯說，由於技術革命：內燃機的發明，那種事先精心策劃好的戰略已經過時。他寫道：「機器掌握了我們的命運。」各種機器改變著生活的各個領域，戰爭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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