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8)_尼克松

八

　　事實上，這些成就是今日英國福利政府的開端。但是，即使他頒佈了這些改革，邱吉爾還是在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劃了一條鮮明的界線。在一次講話中，邱吉爾認為他的方法最好，他說：「社會主義謀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義謀求使貧者提高；社會主義會扼殺企業，自由主義會從特權和偏愛的桎梏下拯救企業……；社會主義提高法規的地位，自由主義提高人的地位，社會主義攻擊資本，自由主義攻擊壟斷。」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績是巨大的。他是有創造性的、吸引人的和愛爭論的；但給人第一個印象，他似乎總是粗魯和不老練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樹立了許多敵人。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人們對他比較瞭解以後，這種壞印象能夠得到扭轉。

　　但是第一個印象通常是難忘的。正如他的一個密友所說：「第一次看到溫斯頓時，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點，之後你花費餘生的時間去發現他的美德。」

　　象邱吉爾那樣有著易激動的性格和脾氣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見慣的。1947年當我第一次進入眾議院時，那裡極易發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議的行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隨著電視的發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質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會浮到頂部。這同樣適用於均質化的政治生活。

　　過去，我們傾向於欽佩那種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風格上有勇氣標新立異的政治領袖。但是今天，為了不使過度曝光而變得蒼白，或顯得過分或失去平衡，絕大多數政治家不得不或者偽裝作和藹的，不傷害他人的態度。「不要興風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數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動準則。

　　我並非認為在政府裡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們不妨有幾個有創見的思想家和冒險家。我們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領袖們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錯誤更壞，那就是遲鈍。有時我也感到疑惑，象邱吉爾和戴高樂這樣偉大的有獨創性的人物，能否倖免於我們的政治領袖們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為一些小事在報紙上接二連三地遭到攻擊。

　　邱吉爾為他的高壓手腕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幾乎沒有什麼密友，但卻有許多敵人。據斯·皮·斯諾講，即使對邱吉爾十分鍾愛的喬治勳爵也認為他是「有點象傻瓜」，在他成功之際，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認為是卓越的計劃——為了早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派遣了一支突擊隊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加里波裡登陸，被拙劣地修修補補地執行，給他的批評者們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趕下了台，擔任一個榮譽職務。

　　他對此無法忍受。倒不是因為他計較這一場爭論，也不是因為他的自負受到挫傷，當然也不是因為他懷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計劃行事達達尼爾遠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難受的是，他失去了決定事件進展的能力。就象他的助手所說：「情況越糟糕，他卻越果敢，越平靜——正是這種該詛咒的閒散無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喪。」

　　就在這個時刻，邱吉爾第一次遭受到他稱之為「黑狗」的折磨——週期性的令人疲憊的幾番消沉使他一度接連幾周都打不起精神來。還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師，英國第一部詞典的編纂家，塞纓爾·約翰遜也遭受到同樣的折磨。他在那段時間裡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見的，這也許倒為他這個本來是樂觀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為未來戰鬥做好準備的條件。

　　給他提供的和平和快樂的取之不竭的一個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與克萊門蒂·霍齊爾結了婚，正如後來他寫的那樣，他們「自從結婚以後，生活得很幸福。」誠然，美滿的婚姻並不意味著它從無煩惱。邱吉爾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堅決的支持者和最熱烈的信徒，但是她從來就不喜歡作一個職業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許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棄他的政治生涯，他們必須達成某些諒解。有許多時間他們不在一起生活。他忙於公務，而她則去法國或是他們在倫敦郊外的鄉間別墅裡度假。邱吉爾從不對其他婦女表示過任何興趣，他們經常通信，書信內容詳細，這些信件極好地反映了他們彼此間深切的愛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爾似乎已不被重視。當他剛剛四十六歲時，許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過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經歷，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繼續提升，人們還保留著對他易黨所帶來的殘存的不信任。他也無法擺脫達達尼爾遠征招來的痛苦的反責。

　　1922年是邱吉爾經歷幾次低潮時期的最低點，當時急性闌尾炎手術使他無法參加競選活動。由於他無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說才能，他被擊敗了。這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員。正如他略帶嘲諷地說：「一瞬間，我發現自己沒有職務，沒有席位，沒有一個黨派，甚至沒有闌尾。」他的情緒很低落。

　　勞埃德·喬治的前助手之一當時看到邱吉爾後報道說：「溫斯頓是那樣的低沉，整個晚上他幾乎沒說一句話。他認為他的世界已經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蘭德曾經說過：「在戰場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是為了東山再起。」邱吉爾的生涯顯然證實了這個真理。當然，一個諺語對一個剛剛落選的人只不過是一點點慰藉。因為我自己落選過幾次，我品嘗過這種滋味。朋友們會對你說：「沒有職責纏身，你可以隨時出去旅行、釣魚、打高爾夫球，這不是很好嗎？」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試一星期吧。」隨後，你就會有一種完全空虛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那些有同樣經歷的人才能體會到。

　　直接的後果倒並不特別壞，因為你被競選運動搞得精疲力盡正處於麻木狀態，還因為你的腎上腺素還處於高水平上。幾個星期或是幾個月後，現實使你認識到你已經失敗，你已無法收回或者改變作法去挽回這一結果。除非你很有錢，否則，不管你心情如何，為了支付每週湧來的支出賬單，你就必須重新開始新的職業。

　　邱吉爾確是如此。他重新為報紙撰寫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兩次想重返議會，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顯示了一張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臉。我當然確信，每次失敗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丟臉的失望。但是只要你不放棄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擊敗並不是致命的。邱吉爾不知道「退出」這個詞的含義。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黨幾乎全部吃掉了自由黨，剩下的為數不多的自由黨員加入了保守黨。作為一名重返保守黨的成員參加競選，邱吉爾終於在1924年回到了議會。

　　一個月後，邱吉爾有了一點好運氣，後來卻成了倒黴的事。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任命為財政大臣，成為內閣中僅次於首相的第二號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負有責任的卻是內維爾，張伯倫。

　　斯坦利·鮑德溫首相原打算任命張伯倫任財政大臣，讓邱吉爾當衛生部長。但在最後一分鐘，張伯倫出入意外地說，他想當衛生部長。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爾正在接待室等待。鮑德溫就改變腳本，問邱吉爾是否願意作財政大臣，這使邱吉爾為之大吃一驚。邱吉爾抓住這個機會騰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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