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_尼克松

九

　　在邱吉爾任財政大臣的四年裡，爭議迭起。無論從哪方面講，這是一件難以成功的使命。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後果，英國的經濟仍然很虛弱。為了使經濟能在可靠的基礎上獲得真正的復蘇，許多著名經濟專家敦促進一步緊縮財經。軍方則要求撥給大筆新的軍費開支，以便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和重建英軍的霸權地位。

　　沒有什麼人為這高昂的社會福利計劃說話——諸如，國民養老金計劃和寡婦兒童保險。這個計劃正是邱吉爾決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有關發放養老金的計劃，在稅收條例方面，他採用了一些新的變革，從而減輕中等階層納稅人的負擔，並且，通過刺激生產力和投資來增加就業。

　　我認為，作為財政大臣的邱吉爾的名聲，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樣形象受到扭曲的類似的問題。他們兩人時運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蕭條時期。如果不由當權者負責，又該由誰來對這一災難負責呢？胡佛不象邱吉爾，他沒有吸引人的熱情的性格。因此，他也無法使人們瞭解他是怎樣深切地關心著他們的困境。數十年後，當我瞭解胡佛後，我發現他雖然外表相當生硬，冷若冰霜，但卻是一位靦腆的、敏感的、熱心腸的人。在他任總統期間，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講到失業者的痛苦遭遇時淚水曾奪眶而出。

　　一個意想不到的運氣曾把邱吉爾抬得很高。現在，幾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勢力又把他攆了下來。一個冗長的、孤獨的、令人心灰意懶的政治上的在野時期又開始了。不景氣的「黑狗」經常登門侵擾。邱吉爾沮喪地寫道：「我被拋棄，遭孤立、拒絕和受人厭惡。」

　　在這期間，他寫了幾本書，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爾巴勒》和《偉大的同齡人》，同時，他還為雜誌寫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許多文學評論家嘲笑邱吉爾的文風過於華麗，甚至言過其實。但是，我認為，除了他戰時的領導能力外，他的書籍就是他的最大遺產。

　　他所採取的一些立場，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聲。他強烈反對政府讓印度獨立的計劃，為此，他辭去了斯坦利·鮑德溫的影子內閣職務，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權者之間構築起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由於支持國王愛德華八世企圖在與兩次離過婚的辛普森夫人結婚同時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離開黨的隊伍。他以提醒議會警惕德國迅速地重新武裝的危險來開始他的競選活動。

　　不管對他在印度問題和國王退位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如何評價，他關於德國威脅的警告，卻使他成為在一片自欺欺人聲中的真正預言家。邱吉爾的預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為他定期從軍事部門的那些為他們上級的盲目性感到憂慮的文職人員那裡得到內部情報。確切地講，使得邱吉爾有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正是這一小部分人，他們的身分現在才為大家所知。沒有他們提供的事實和數據，他可能會立即被當作好戰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會發生改變，否則人們總會為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洩露情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目的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人們擔心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某一項政策所帶來的危險性。也許有人會提出詰問，那些洩露三十年代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情報的人們受到讚賞，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報界洩露越南戰爭的人們卻受到譴責，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問題是，這兩種情報有本質的不同，對後看來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當《紐約時報》開始公佈五角大樓的文件時，已經有四萬五千多名美國人戰死在越南，而且每週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為試圖結束戰爭，我們正在進行極為機密的談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樓的文件以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象洪水般地被洩露出來——破壞了我們的談判，致使戰爭不是縮短，而是延長。我可以肯定，這不是洩露文件人們的意願。然而，這無疑是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洩露給邱吉爾的消息是經過選擇的，使他在議會關於政府政策的辯論中能夠陳述問題。向邱吉爾提供消息的人士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的原始情報交給記者去發表。我確信邱吉爾也會認為，在戰時洩露五角大樓文件是一種叛國行為。

　　1939年夏天，當納粹摧毀波蘭這一突如其來的悲劇發生時，邱吉爾的警告得到了證實。張伯倫立刻召回邱吉爾，任命他為海軍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擔任過的職務。「溫斯頓回來了！」這一令人滿意的信號從倫敦發到了全英國的艦隊。

　　顯然，信譽掃地的張伯倫已不可能繼續長期佔據首相位置。但是，無論張伯倫還是國王都不希望邱吉爾來取代他。他們更喜歡哈利法克斯勳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當首相不能由上院產生的決定被勉強通過後，六十五歲的溫斯頓·邱吉爾才最後出任這一職務。他寫道：「大約早晨三點鐘正當我要去睡覺時，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氣，我終於贏得對全國發號施令的權力。我仿佛覺得和命運女神在一起散步，並且覺得我過去的全部生活正是為這一時刻和這次考驗作準備的。」

　　如果人們設想邱吉爾當時不當首相，繼續留任海軍大臣去指揮海戰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話，這倒能夠使人們找到一種客廳遊戲的樂趣。但是，我知道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會花費許多時間去思考它。為考慮生活中的「倘使……將會怎樣？」就會寸步難行。

　　在美國，如果1952年是羅伯特·塔夫脫而不是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塔夫脫在選舉後的十個月就死於癌症。如果邱吉爾死於1939年又會怎樣？他會被看成是英國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動的失敗者之一。他的墓誌銘上將會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邱吉爾的運氣、堅韌不拔、才能和長壽再度得到報償。

　　當邱吉爾作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發表演說時，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奉獻出來的，只有鮮血、辛勤、眼淚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條：領導能力。如果沒有他的領導，英國不可能生存下來，西歐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國現在也許成為一個在敵對營壘中壁壘森嚴的島嶼。「從來沒有一個人為這麼多的人做過這麼多的事。」用這句話可以解釋他戰時最值得紀念的一次講話的意義。

　　當他們的地位突然發生顛倒時，邱吉爾十分寬宏大量地對待內維爾·張伯倫。邱吉爾堅持張伯倫應留在政府內，並讓他參加所有的會議。邱吉爾沒有公開批評張伯倫，卻相當和藹地講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這種寬宏大量的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政治活動中最好的典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沒有表現出如此的寬宏大量。在他任總統的十三年中，他從未在任何場合邀請胡佛去過白宮。哈裡·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請胡佛出席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會議，使胡佛熱淚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邱吉爾提供了一個與他非凡的能力和個性相稱的舞臺。只有在可怕的戰爭環境裡，偉大的領導能力才能顯示出來，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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