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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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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斯頓·邱吉爾對下院的喜愛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講,自1901年他第一次獲得這個席位起,下院就是他精神之家。通過他父親的家族和他自己的傳奇式的歷史,他把自己看作是下院及其傳統的活生生的一部分。凡是讀到他關於決心重建議會大廈的演講時,令人感到饒有興趣。似乎大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轟炸以前就已經被炸毀了。這不是一個談論大廈建築的人的語言。這是一個十分迫切地談論個人與歷史的關係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們友好的接待。其中許多人曾和他父親一起服務過,對年輕的邱吉爾幾乎有一種保護的責任。邱吉爾後來寫道,他當時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後練習他的初次演說,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暢地演講。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知名演說家,他能使大廳裡數千名聽眾,或使數百萬名廣播聽眾為之入迷。他把嫺熟的英語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結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為他本人為他所奮鬥的理想所激勵。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羅伯特·盂席斯閣下所說,邱吉爾戰時的講演之所以那樣有煽動性,是因為他「學到了這麼一條偉大的真理,要感動別人,演說家、領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動:在他的頭腦裡,一切都應當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開講演的技術對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剛開始時,他先寫下然後背熟每一篇講話,對著鏡子練習手勢動作,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採用不同的方法發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黨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邱吉爾的兒子倫道夫,我告訴他,他父親精采的即席講演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說:「這些講話也應該是好的,他花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來寫作並且背熟它們。」在我與倫道夫談話中,我覺察到作為一個偉人的兒子是多麼難呵!我發現他極為聰明、風趣、詼諧,然而與溫斯頓、邱吉爾相比就不免相絀。要是換一個人作邱吉爾的兒子,那麼這一點就更加千真萬確了。 作為議會的一名才華橫溢和出身名門的年輕議員,無限美好的前程展現在邱吉爾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頂峰。 突然,他開始抨擊他的政黨的領導人所採取的立場。當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這一與保守黨官方為保護英國貨物而制定的關稅壁壘政策直接相抵觸時,就引起了一場重大危機。這種由資歷較淺的議員破壞党規,特別是他們還打算向內閣提議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爾採取了果斷的行動。他「越過」下院,從保守黨轉向自由黨。在政治上有時必須冒險,賭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成功或是失敗。政治舞臺以外的人們,或是新來政界的人們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風險的獨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風險是傷腦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學儀器能部分地預測到可能的結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風險卻要依靠魄力、直覺和適時地作出決定的能力。 今天,整個保護主義的爭論似乎是遙遠的、沒有生氣的。 有人不得不懷疑邱吉爾為此而冒這麼大的風險是否值得。但是。邱吉爾是從廣義上來看待自由貿易的問題,包括它與國內就業和英國生活水準等問題的直接關係。當許多英國人無怨言地生活在並不比狄更斯的慘淡小說所描寫的情況為好的環境裡的時候,邱吉爾就看到了廣大的英國公民的生活水平問題將是英國政府在本世紀面臨的重大問題。 使他吃驚的不只是英國社會內經濟上的不公正,還由於英國社會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創傷。一天,當他在曼徹斯特他的選區街道上行走時,他與助手說:「設想住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從未見過美好的事物,從未吃過可口的食物,從未說過聰明的語言!」 經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舉一些作為競選政府候選人所必備的條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覺、品質以及對偉大事業的信念。許多人具有這些條件;但是,只有極少數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願意冒一切危險來獲得一切。你不應害怕失敗,這並不是說你應當輕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氣。如果有一個未來的候選人告訴我,只有當他在財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該黨組織的支持,並且民意測驗表明他肯定獲勝時,他才決定參加,則我會對他直截了當地說:「不要這樣做,你將是一個劣等的候選人。」在邱吉爾的整個生涯中,他總是勇敢的,有時是輕率的,但是他從來不害怕失敗。 邱吉爾的易黨給他帶來的衝擊波是巨大的。他的許多朋友們公開地指責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機會主義者,是利用人民飛黃騰達後又加入一個企圖破壞英國社會階級結構的黨派反對他們。他竭力促進選舉制度的改革,這種改革遠遠超出他們所看到的那種謹慎地和稍微擴大一點兒有資格參加管理政府的人數的情況。邱吉爾已加入了那些打算打開人民民主的閘門和吸收下層民眾的各種力量的行列之中。 感情變得強烈和痛苦。他喜好英國的那種不充分表達出實情的習慣,他後來寫道,「我確實既沒有通過我的行動,也沒有通過我的態度去表示出巨大的持續的愛好。」邱吉爾成為上流社交界的流浪兒,而不久前就在這個圈子裡他被捧為有卓越潛力和無限前程的年青人。他被稱為「布倫赫姆鼠」並且突然發現他在倫敦的大多數最上流的家庭中不再受歡迎了,早期懷有的怨恨並不總是很快地就能遺忘。十一年後,保守黨人試圖將不給邱吉爾內閣席位作為他們參加戰時聯合政府的一個條與其說仇恨最終消失,不如說懷有仇恨的人已經去世。俗話說:「很好地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在政治上它也許可以解釋為:「活得比別人都長就是最終的報復!」 邱吉爾所遭受到的這種社會的排斥也許能制服許多政治家。許多人進入政界是因為他們欣賞贏得公眾的喝彩。而甘願忍受不被歡迎、痛苦和由於作為一個有爭議的政治人物而帶來無休止的爭論的人,就需要具備一種不同的氣質——並不一定需要一個較好的性情。 在我三十六年擔任公職的生涯中,我看到了許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放棄了他們的政治生涯回到了不擔任公職的天地裡,因為他們為了自己也為了他們的家庭不願承受由公眾爭議伴隨而來的壓力和孤立。在這方面,水門事件前後的政治生活中的差別是多麼明顯!今天,因擔任公職取得成就而受到許多人贊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險性日益增大,對進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種代價和經受各種揭露的事對許多人來說簡直起了阻礙作用。這必然會影響到願意擔任公職的男人和婦女的質量和數量。 1906年邱吉爾三十二歲時,才第一次在自由黨政府內獲得內閣成員的職位。在以後的幾年內,他擔任過六個內閣職務,對於每一職務他都懷有極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為商務部大臣,邱吉爾給立法機關的領導提供了動議權,這就為現代英國奠定了基矗」此外,作為內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給煤礦工人八小時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礦井裡設有安全設備;他禁止地下雇用十四歲以下的男孩;店員要有法定的工間休息;建立最低工資制:建立全國性的勞工交流以減少失業;實行了重大的監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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