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6)_尼克松

六

　　就象愛因斯坦一樣，邱吉爾在早年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平庸的學生。他的一個家庭教師說過：「這位小夥子不可能通過哈羅公學考試，他只能通過次一等的學校的考試。」在中國或蘇聯，他不會被當作優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並在政府或是工業部門獲得一個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訪問中，一位中國教育家自豪地對我說，在中國所有的兒童都免費受初等教育，他接著說，當他們初中畢業後，要參加一次全面考試，只有那些考試合格的人，才允許進入高一級的學校學習。考試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廠或農場去工作。之後，他若有所思地說：「在我們的制度下，我們為群眾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邱吉爾們。」

　　一位有洞察力的學者會發覺邱吉爾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不是通過群眾性的測驗所能知道的。在英語方面，他是一位有才華的人。他討厭拉丁語和自然科學，這些科目成績較差，把他的平均成績拉到標準分數線以下。按分數等級，他被排在哈羅公學的最低的班級。在那個班級裡，各門功課中強調英文寫作。「因此，」他後來寫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語句子的基本結構上——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對英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豐富了他的生活，也豐富了幾代說英語的人們的生活。

　　對於邱吉爾來說，取道於牛津或是劍橋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徑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決定進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國西點軍校，成為一名騎兵士官生。他很喜愛他的軍事訓練，他的學業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優異的成績畢業。

　　年輕的邱吉爾現在審視了一番世界舞臺，尋找能夠為他提供冒險的場所。他作為一家報紙的記者前往古巴，報道島上的叛亂分子與西班牙殖民當局之間的遊擊戰爭。後來他寫道：當他窺見地平線上的古巴的輪廓時，他產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覺」。「這是一個正在發生著某些真實的事情的地方。是一個採取至關重要的行動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會發生的地方。也是肯定會發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會在這裡喪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國，為他接受的第一次軍事委任做準備：去印度服務八至九年。他懷著恐懼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你無法想像出我是如何渴望幾天後能遠航到一個充滿著冒險和激動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單調乏味的國家印度——在那裡，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沒有戰爭機會。」

　　在班加羅爾任上，邱吉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可供自由支配，他決心把這段時間充分利用起來。他每天花數小時練習打馬球，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馬球手。他也開始學習過去在學校裡從未學到過的知識。他的學習方法是十分廣泛的和有條理的。他要求他的母親給他一套完整的年鑒。這些都是從英國的政治年鑒以及世界各國的新聞彙集而成。他仔細地閱讀，作了筆記，逐步掌握了年鑒所包括的豐富的事實和資料。當他閱讀國會辯論的重大問題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細地勾畫出對這一特定事件的個人看法。然後把自己的觀點和分析同當時與會者的觀點和分析進行比較。

　　他也要求他的母親寄給他一些英國語言方面的偉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別是歷史學家麥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熱得使人手腳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爾的同事們正在睡午覺時，他卻全神貫注幹這些書中的詞句和韻律。

　　不久，他就著手向倫敦的一家報紙發回有關戰爭的報道。

　　對於一個年輕軍官來說，這是一個打破常規的作法，他的許多同事和大部分長官不贊成這件事。當他的關於西北邊遠邦戰鬥的報道出版成冊時，有人用譏諷的口吻建議說，書的名字應該是「一個中尉給將軍們的須知」。這種譏諷伴隨了他一生，可是他從不介意。

　　邱吉爾從來不願遵循常規，認為這樣會束縛他的個性。他對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創造性來保住自己地位的人們來說毫無用處。他被那種把生活減少到最低值的愛事事計較的官僚思想氣得發狂。他藐視下級官員們那種思想界限森嚴，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狀態。吉普林稱他們為「小人物」，並說，那些看來「太渺小而不值得愛、也不值得恨」的人們會「拖垮這個國家」！當邱吉爾反對「小人物」的循規蹈矩時，他竟然常常高聲背誦吉普林的這首詩。

　　美國最近的幾十年中，這個老問題給我們增添了新的麻煩。在我們膨脹起來的官僚政治中，許多刻板的毫無生氣的小人物只關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許多人為了爭取自由主義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躍。因此，要使官僚機構行動起來，總是十分困難的事。現在要讓一個保守的內閣部長，代理機構的董事，甚至是總統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見的官僚機構在某些問題上能夠行動起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領導而不把時間浪費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規做出決定的下級官員身上，邱吉爾為此激怒了許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倫敦流傳的有關克萊門斯、勞埃德，喬治和邱吉爾的故事說，這三個人去世後，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珍珠門外。克萊門斯首先到達，敲門要求進去。聖波得走出來要求克萊門斯說明自己的身分，以便查閱他的履歷，給他作出永恆的獎賞。勞埃德·喬治也一樣。最後邱吉爾到達，他也敲了門，聖彼得打開了門，要邱吉爾說明身分，以便查閱他的履歷和讓他知道自己的永恆的獎賞。邱吉爾回答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叫上帝來。」

　　邱吉爾在印度任職期間，利用了他本人和他母親在社交中所能利用的各種影響說服了基欽諾勳爵，允許邱吉爾隨同英軍追趕在蘇丹境內的伊斯蘭教托缽僧們。這樣，他就作為一名隨軍記者參加了在烏姆杜爾曼戰鬥中的歷史上最後一次騎兵衝鋒。

　　1899年邱吉爾離開了軍隊，參加了曼徹斯特的奧爾德姆區的議員竟血—正是他父親所代表的地區。他被擊敗了。這次失敗是一次打擊。在政治上第一次失利後，他寫道，他覺得「這種洩氣的感覺就象喝了半瓶一宿未蓋瓶塞的香擯酒或是蘇打水。」然而，他畢竟年輕，新的冒險很快又向他招手。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他前往南部非洲報道布爾戰爭。他到達兩周後，在英勇保衛被布爾人襲擊的一列火車的戰鬥中，他被俘，成為一名戰俘。他從布爾的看守那裡逃走了，他們出價二十五英鎊懸賞他——無論是死的還是活的。幾年後，他在自己的書房裡將懸賞他的告示配上鏡框掛了起來，並對來訪者講述：「這是我的全部價格？二十五鎊嗎？」

　　當他還在非洲的時候，他以前寫的一部傳奇式的冒險小說在紐約和倫敦出版；三個月後，他的關於布爾戰爭和他在戰爭中的功績一書出版，公眾給予好評，銷路很好。

　　兩個月後，當他回到英國的時候，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十六個選區要求他給予他們這個榮譽：作為他們的代表，參加議會競選然而他再次選擇了奧爾德姆區，並且當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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