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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溫斯頓·邱吉爾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邱吉爾年輕時,曾對一個朋友談到對生活意義的看法。他的思想富於哲理性而且特別坦率。他說:「我們都是蟲蠕。」又說:「而我確實認為我是一隻螢火蟲。」

  邱吉爾的一生為他自己命運不可動搖的直覺所驅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當他追求他決心要得到的事物時,無論他聽到多少個「不」字,他也從來不知道這「不」字的含義。一旦他參加軍事戰役或政治鬥爭,他總是把「失敗」一詞從他的詞匯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見到邱吉爾是在1954年6月,當時,我主持了歡迎會,歡迎他以首相身分來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我還記得我等待他的飛機進入我的視線時那種熱切甚至是激動的心情。

  雖然我多次出過國,見過許多國內外領導人及知名人士,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超過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地區,他的講話比羅斯福總統的講話更能叩動我的心扉。

  自從我進入政界以後,我更加欣賞他領導的英國在經受勇氣和堅韌精神的最大考驗期間對世界的影響。不管如何誇張,都難以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領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運的,根據當時的禮儀規定,總統去機場歡迎來訪的國家元首,市政府首腦們則在白宮會見他。因此,艾森豪威爾應該歡迎女工,而我則去歡迎首相。

  頭天晚上,我花一個多小時準備了九十秒鐘的歡迎詞。當見到飛機時,我又很快將它在頭腦中過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溫層飛機著陸了,它沿著跑道滑行,最後在我們面前停了下來,艙門打開了,過了一會兒,邱吉爾一人出現在舷梯頂部,他戴著一頂珍珠灰色的漢堡帽。使我十分驚訝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這似乎是因為他肩膀萎縮,大腦袋直接裝在他的身體上,仿佛根本沒有脖子一樣。實際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會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奧多·羅斯福看成「斜人」一樣,你也決不會想到把他看成是一個「斜人」。

  他的助手們圍著要幫助他走下舷梯。邱吉爾迅速環顧國周,看到了下面的歡迎場面和攝影機後:他拒絕了任何幫助。

  他拄著一根金頭手杖,緩緩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過風,槍每走一步,都十分躊躇,顯然對自己沒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約一半時,他注意到有四個空軍人員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還了禮。

  我們握了手,他說第一次見到我非常高興。象大多數英國人一樣,他的握手並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在向國務卿杜勒斯問候之後,他徑直走向攝影機和麥克風前。沒有等我致歡迎詞,他就發表他的到達講演。他說,他非常高興地從他的祖國來到他母親的國土(顯然是指他母親是美國人)。在結束講演時的熱烈鼓掌聲中,他作了一個表示勝利的「V」形手勢,然後轉身大步向我們乘坐的駛向白宮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車走去。我辛辛苦苦地準備的講話始終沒有用上,但似乎也沒有認為這是被遺漏的。

  當我重讀那天我記的日記時,我吃驚地發現這個最近中過風的七十九歲的老人,剛剛乘坐了一夜螺旋槳飛機飛越大西洋後,在我們去白宮的三十分鐘內,居然還能如此出色地應付那麼多的問題。他一直在不停他說著,不停地向道路兩邊的人們揮手致意。

  他告訴我,他曾關注過我數月前的東南亞之行。他特別欣賞我在馬來西亞逗留期間到鄉下去訪問在那裡與共產黨叛亂部隊作戰的英國軍隊。當我告訴他傑拉爾德·坦普勒將軍和其他為英國殖民地和緩地向獨立過度而作出努力的軍官們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時,他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當他們準備好行使行政管理職責之後,我們才給他們獨立就好了。」四年後我在倫敦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再次表示了仍在關心這件事。

  然後他又評論了我亞洲之行訪問過的印度支那的局勢。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法國應該作出決定:他們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對此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責。他一邊向人群揮手,一邊打量了我一下說:「他們卻作出了要參與但不是全力以赴的決策。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向群眾微笑了一下後又回過頭來看著我說:「副總統先生,世界處在十分危險的情況下,我們兩國人民團結一致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有分歧,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終究是次要的,報紙上總是把實際情況作了誇張。」

  這個表面上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交談實際上卻有很大的意義。很清楚,他在向我並通過我向政府發出信號,他想要度過難關。兩個月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倫敦時曾就印支問題與邱吉爾舉行過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會談。報紙隨即發表的有關此事的謠傳,使英美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當雷德福敦促邱吉爾幫助法國保住法國在印支的殖民地時,邱吉爾顯然生氣了。邱吉爾粗暴地責問道,試想英國人不曾為自己保住印度而戰,為什麼他們必須為法國能夠保住印支而戰。雷德福不象極有外交經驗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國拒絕與我們一起努力去擊退共產主義者在亞洲的侵略,國會可能對「英國不滿。

  對此,邱吉爾生硬地回答道:「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

  邱吉爾不願意提議在印支反對越共,因為他擔心共產黨中國會進行干預。他想這樣會導致中美之間的戰爭,使蘇聯捲入,並使歐洲成為戰場,使英國成為一個目標。可是當雷德福向艾森豪威爾報告這次會談時,總統感到意外和震驚。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種種艱難曲折,卻是進行反抗的象徵的邱吉爾看來在東南亞幾乎甘心於失敗了。

  邱吉爾繼續向群眾揮手致意時,表示了他對原子彈的嚴重關注。他說,對我們來講,談論使用這種「可怕的武器」來進行報復是完全正當的。但是與核武器有關的「壓倒優勢的集中」的理論使他擔心。

  當我告訴他,我剛剛讀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四卷《命運的關鍵》時,他評論說,在羅斯福逝世前四個月的那段時間裡,他和美國政府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和瞭解。接著,他令人吃驚地直言不諱:「羅斯福總統病倒,杜魯門總統突然就職時,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臉變得極其嚴肅,再次不顧人群而轉向我說:「那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一個司令官當他知道自己病了,並且可能不久退出舞臺時,他應該使自己的副手及時瞭解情況。」

  現在我們離白宮很近了。我說,讀完了他的回憶錄後,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國接受他的建議,對南歐「軟腹部」地區發動一場進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諾曼底發起這場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將會發生什麼。在我們進入西北門時,他淡淡他說:「也許會輕而易舉地得到維也納。」

  邱吉爾的醫生,莫蘭勳爵的私人日記裡關於英國首相訪問華盛頓期間的健康狀況中披露,邱吉爾有時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場,凡見過他的人沒有一個感到他有病痛。對於重大事件,他總是不知怎麼地能夠打起精神處理好。

  儘管在整個訪問期間,正式會談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爾對為他舉行的冗長的、有時我認為是乏味的宴會似乎總是很高興的。他是這樣一類少有的偉大領袖人物之一,他們喜歡閒聊似乎就象喜歡談論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樣。由於他有午睡的習慣,即使在戰爭年代他也保持這種習慣,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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