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87)_學達書庫

八七

　　1月6日，他向第79屆國會提交了1945年度國情咨文，為那傾注了他極大心血的聯合國組織呼籲支持和理解，他說：「持久和平賴以為基礎的國際合作並不是單行道。……1945年這新的一年可以成為人類歷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納粹法西斯恐怖統治在歐洲的告終。1945年可以看到討伐大軍緊縮對帝國主義日本邪惡勢力中心的包圍。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組織的實質開端。」

　　……令人們扼腕歎息的是，這一切在幾乎人人都可立即看到的時候，它們的最主要締造者卻沒能看到。

　　即使是在戰事相當急迫的時候，羅斯福也沒有把戰爭與和平這兩大主題分開考慮，尤其是沒有回避有關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從過程上看，羅斯福在處理這些重大事務時表現得輕鬆自若，以至於有時顯得隨意和亂套，戰後美國的批評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對他多有指責，說由於羅斯福對蘇聯的曖昧、讓步或軟弱而導致戰後蘇聯＂鐵幕＂的拉大和東西方的仇視或裂痕，或說天真而不現實的羅斯福讓步過多，而讓斯大林得寸進尺，大撈便宜；如果羅斯福通過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或強硬的態度去對付斯大林，就能夠遏制蘇聯的擴張。有些批評家還指出，美國＂丟失中國＂的責任若追本窮源，當首推羅斯福。

　　其實，這些批評都不同程度地失之偏頗，或有些意氣用事。羅斯福能夠超越或透過彌漫的硝煙而把眼光定格於戰後世界格局，能夠為那個寄寓著他的理念和希望的世界和平組織奔走呼號，甚至嘔心瀝血，並使之初具雛形，已充分表明身負重任而深謀遠慮、于艱難時世而前瞻和平者，非羅斯福莫屬。他的憂患意識和洞察力實際上遠遠超過了人們所能理解或觀察的限度。而這些批評者，只是關注了羅斯福的行事風格。他們忽視了後來的結果是由許多羅斯福無法控制的趨勢或事因而促成的這一事實。

　　羅斯福意識到，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和地位已上升到首屈一指的程度，只有蘇聯在軍事方面聊可與美國比肩而立。他在開羅會議前夕對兒子說：「美國將不得不出面領導，並運用我們的斡旋進行調解，幫助解決其他國家之間必然產生的分歧：俄國與英國在歐洲，英帝國與中國、中國與俄國在遠東。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是大國，是強國……美國是能在世局中締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國，這是一項偉大的職責。」以此出發，羅斯福寄望于戰①後美蘇要和平共處，並設法影響或作用於其他各國，將其納入基於美國式價值觀念的戰後格局或和平軌道。他渴望成立一個具有維護和平能力的新的國際聯盟，並非僅僅由於相信威爾遜主義的集體安全的有效性，而主要是相信這個機構是美國參與國際事務並持久地發揮這種影響力和作用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①（美）埃利奧特·羅斯福：《應運而起：白宮的羅斯福一家》，紐約1975年版，第345頁。

　　羅斯福的戰後世界規劃包含有＂地理政治＂或＂地域性國際化＂的意味。他設想，獲勝的盟國在一個將威爾遜的集體安全與傳統的勢力範圍溶為一體的全球體系中通力合作。他深信戰後的事務將要在大國控制的體制下解決，而每一大國對其所在的地區負有特別的職責和突出的利益，但這些地區是互相開放的範圍，而非排他的或封閉的王國。這一維持和平的戰略體系並不妨礙一個地區的傳統發展渠道。在這種格局中，門戶開放的自由資本主義能夠同共產主義及改革後的歐洲帝國主義（英、法）共存。

　　鑒於丘吉爾已在1944年10月初前去蘇聯與斯大林達成了一個＂可憎的＂關於戰後歐洲＂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議，羅斯福更傾向於他的規劃具有消毒性甚至解毒性的功用。羅斯福基於自己的理念，認為他們兩人間的這種協議對歐洲和平和人類文明具有毒害性。具體而言，羅斯福設想在戰後世界格局中，美國將主宰西半球、太平洋和日本，英法兩國將看管西歐，並充當票前殖民地的＂託管國＂。蘇聯則將維護東歐及其鄰近的曾在沙俄控制下的東北亞部分地區的安全。國民黨中國暫時還不能有效地控制這一地區，因為它本身有待從日本侵略中恢復，同時還受到內戰的威脅。羅斯福希望一個複元後的中國能逐步在這一世界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他敏感地意識到，斯大林仍懷疑有一個以美英為主的威脅蘇聯的國際陰謀。他要做得讓蘇聯沒話說。

　　羅斯福清醒地看到，斯大林更多地是基於這種懷疑而固化了自我防範意識，他的許多擴張行為都是打著增加蘇聯自身安全係數的旗號而進行的。因此，羅斯福就設想憑藉自己的道義權威和在國際上所產生的信任程度，以積極的行動迫使莫斯科沒有理由繼續高舉這一旗號。但同時，他不能不承認，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由於歐洲諸國一言難盡的抵抗運動，蘇軍在擊潰德軍主體部分的同時已順勢控制了東歐——即將被作為蘇聯西邊一條寬廣的軍事和政治緩衝地區的＂鐵幕＂。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現實，爽快地承認也許還能增進好感和順延戰時的合作，同時還可以滿足美國的輿論。

　　與那些批評者的觀點相反，羅斯福積極地做了限制蘇聯勢力拓展的努力：他拒絕讓蘇聯分享原子彈的秘密；主張美軍駐紮在德國南部，贊同丘吉爾對巴爾幹的安排；在波蘭疆界和波蘭政府組成上與斯大林激烈討價還價；對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遺留問題持理智態度，爭取美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獲得空軍和海軍基地；堅持把中國當作大國而不顧英蘇的揶揄和反對，以便用作對付蘇聯的一支抗衡力量，等等，這些在雅爾塔會議及其前後的表現，無一不反映了羅斯福對付莫斯科的良苦用心。

　　羅斯福在1941—1945年間的對華政策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構件。赫爾國務卿說，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有兩個：第一＂是有效地進行戰爭，第二是為了準備一個戰後組織以及建立東方的穩定和繁榮，承認並促使中國成為一個與西方三大國（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國。」顯然，羅①斯福戰時對華政策包含著短期的和戰後的雙重考慮。短期政策即從各個方面增加援華的力度，以＂維持中國繼續抗戰＂或使中國成為＂抗日的有效基地＂，這樣首先是具有軍事意義——通過把數量眾多的日軍牽制在中國，來減輕太平洋戰場美軍的壓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義——它對＂影響亞洲人民對聯合國家的態度肯定是有幫助的＂。羅斯福在1943年9月，對韋爾斯說：「儘管委員長的軍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軍隊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國軍隊能在戰場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領袖。」1944年5月，他向斯大林轉達口信說：蔣是使中國能夠團結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應遭到破壞。

　　①赫爾：《赫爾回憶錄》，紐約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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