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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羅斯福堅決要求把華萊士作為自己的夥伴,又引起代表大會的混亂。羅斯福認為這位來自玉米帶的新政派人士、農業部長既能為國家闡明一些爭論性問題,又是一個徹底反法西斯主義者。可是芝加哥這邊已經有一大批人在爭搶副總統的人選,原來做著總統夢的一些人退而求其次,也摻和了進來,直至把會場弄得"卑鄙肮髒、烏煙瘴氣"。後來羅斯福以拒絕接受提名為要挾,才使紛爭平息。這裡面,大概最傷心的要數伊克斯,他本來是可以,並且完全願意接受副總統提名的。據說他後來想退黨,羅斯福費盡周折才把他留住。

  大局已定,芝加哥會議廳傳出了羅斯福接受提名的演說聲:「此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我個人深切希望退休;另一方面,良心又不允許我這樣做。……只有人民才能召喚他們自己的總統。如果人民向我發出了這樣的召喚,我願以最簡單的言詞向你們表示,我將在上帝保佑下,繼續獻出我的才智和力量為你們服務。」演說沒有像8年前那樣引起人們的激情,勝利也付出了不菲的代價,有數百名代表帶著激憤、不平和對羅斯福的懷疑踏上了歸途。民主黨內的裂痕被新的偏見和灰心給拉大了。

  1940年的大選對雙方而言都不容易。美國人口已達1億3千萬。經濟衰退已經進入第11個年度,失業人數仍有900萬。國民生產總值總是突破不了千億美元大關,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低迷在150點左右。除了一般的內政問題具有令人困惑和顯然無法解決的複雜性外,目前又籠罩著世界大戰的可怕陰影。競選演說不得不與歐洲戰場上頻繁的驚人消息爭奪頭條新聞的地位。人們心浮氣躁,憂懼交加,根本無心認真傾聽競選人那精心炮製的演說,也聽不出其中包含的良苦用心、邏輯力量和犀利的機鋒,更遑論那些面面俱到、唯恐忽略某些呼聲的冗長大論了。所以,人們並未特別在意兩位候選人均未提出什麼系統政綱、並且在內容上互有交叉或雷同這一基本事實。

  比羅斯福年輕10歲的威爾基被稱為假共和黨人,因為在《美國名人錄》裡他實際上是被列為民主黨人的。高大而不修邊幅的他不擺架子,不巧言令色,坦率堅強,具有"像印第安納州縣政府廣場上的辦公樓前院那樣的美國特色",這與白宮裡那位含而不露、圓滑老到並且"八面玲瓏的人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像個意欲進行大較量的重量級挑戰者較早地進入競選場地,羅斯福立即感到這是共和黨所能提出的最強勁的可怕對手。

  8年前,還是個民主黨人的威爾基即將升任規模龐大的"聯邦與南方公用事業公司"的總經理,那時他還為羅斯福競選捐獻了150美元。這匹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黑馬以其驚人的耐力和熱忱,風塵僕僕3萬英里,在34個州發表了500多次長短不一的演說。而此時的羅斯福則渾似沒有競選這檔子事,呆在華盛頓日理萬機。難怪威爾基一再下戰書,強烈要求這位"主帥"與他進行較量,因為他發現單方面的競選既難以激起選民的興致,也難以探到對手的弱點。

  但威爾基還是以其個人的魅力、激情和坦誠得到眾多中產階級的熱烈響應,那些已厭倦於華而不實的政治言論與優雅的微笑的人也對他產生了好感。並且,在旅途發現新政確實深得民心的威爾基迅速把漫無邊際的攻訐簡化為幾個令羅斯福頭痛的問題。他所到之處,首先表明,新政的主要內政和外交政策,他都可接受,並且自己會做得更好。隨即,他令人信服地坦言:新政源於蕭條的恐慌,傾向于保持安定而不是新的創業,致力於統制而不是解放工商業,于豐裕中擔心生產過剩,這是對美國社會潛力失去信心的明證,是對恢復真正繁榮的阻撓,而事實正是如此,8年來美國一直未擺脫不景氣。這第一個問題似乎擊中了羅斯福的要害,因此,他的話引起一片共鳴。有些從未支持過共和黨的報紙開始擁護威爾基,兩度支持羅斯福競選總統的《紐約時報》也轉向了威爾基。

  威爾基又從第一個問題中巧妙地引伸出關於美國防務的問題,他指責引起國內失和的新政可以將數十億美元虛擲在非生產性項目上,卻不肯用於國家防務,致使國家處於易受攻擊的可怕境地。威爾基還抓住第三任問題不放,聲稱羅斯福有著類似于獨裁者的權力欲,要求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總統任豈不得超出兩任。9月底,威爾基朝一個新方向出擊,他說原先的羅斯福是一個綏靖主義者,現在搖身一變為狂熱的戰爭販子。1個月後,他在巴爾的摩宣稱:「根據他(羅斯福)過去對美國人民的諾言履行的情況來看,假若你們重新選舉他,你們可以發現美國在1941年4月就會捲入戰爭。」演說引起了人民的不安。

  9月份的民意測驗還表明處於下風的威爾基,在10月份已顯示出領先於羅斯福的勢頭了。全國大約有78%的報紙傾向於支持威爾基,僅有9%的報紙支持羅斯福。這時距大選僅有兩周多的時間了。威爾基甚至認為自己將必勝無疑。

  羅斯福按原計劃行動了。他總共發表了5次演說,第一次是10月23日在費城發表。他聲稱作為一個競選老手,他喜歡正大光明地戰鬥,而共和黨的所有數據和說法都是捏造出來的。在大選前1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演說中,羅斯福迎合美國人民愛用文字遊戲來挖苦人的嗜好,把威爾基競選班子裡3個名聲不好的孤立主義者的名字串在一起念,和諧而一語雙關的音調獲得極佳的會場效果。當時是演說稿起草人之一的戲劇家舍伍德後來認為,羅斯福兩天后在波士頓的發言比上一場更差,他講了日後被孤立主義者反復引用並作為笑料的一句話——"我以前說過這話了,但我要再三地講,反復地講:你們的孩子不會被派到任何外國去打仗。」

  演說還因為一個人稱代詞的使用引起了政治風波:羅斯福為了向波士頓的愛爾蘭人表示好感,盛讚"我的大使"約瑟夫·P·肯尼迪,本來霍普金斯在事前認為還是用"我們的大使"好些,但固執己見的羅斯福不幹。這樣非但引起愛爾蘭人的不滿,更讓共和黨抓住這個代名詞不放,稱這是羅斯福極端妄自尊大,獨裁欲惡性膨脹的明證。產聯劉易斯倒戈轉向共和黨,自認為吃夠了羅斯福那圓滑和狡詐的苦頭的他,此時盡情發洩著胸中的怨忿。羅斯福不得已騰出左手又同他論戰,因為劉易斯的產聯領導著幾百萬工人選民。

  第4次演說定在紐約布魯克林。羅斯福聲色俱厲地痛斥共和黨,稱對手已經或者曾經與極端反動分子、共產主義、納粹主義取得了合作與諒解,組成了一個毫無共同基礎的非神聖同盟,目的是指望一夜之間實現與民主不相容的獨裁。羅斯福利用支持共和黨的《紐約時報》的一則剪報的失誤而大做文章,剪報稱擁護羅斯福的盡是些年收入不到1200美元的窮光蛋。這一輕率得令民主黨人不敢相信的失誤,在羅斯福演說的尾聲被徵用作基調,效果奇佳。羅斯福借題發出了反對特權階級、爭取全民平等的呼聲。按照剪報關於"窮光蛋"的概念,它幾乎占了當時美國人口的一半。後來,共和黨人在檢討這次競選時,稱自己這邊個別忙中出錯的人,無意中幫了對手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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