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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為了撫慰張伯倫等英國政治家對"永久中立法"的失望和不滿情緒,赫爾和他的副手薩姆納·韋爾斯在致張伯倫的信中經過論證得出結論說,"永久中立法"實際上給予了美國總統"相當大的自由決定權"——當他發現兩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時,只是對武器、彈藥和戰爭物資實施禁運;如果一旦出於美國的安全的需要,他可以對所有其他的貨物實行"現購自運"原則,即他可以在運往交戰國的貨物離港前堅持對這些貨物實行其權限;而且,他還可以禁止用美國船隻裝運某些物資,等等。

  該法受到了美國進步力量廣泛而強烈的抗議。當意、德先後有組織地派出30萬正規軍以志願兵名義協助佛朗哥作戰時,美國的不少工人和青年學生都傾向于支持和同情西班牙共和政府。他們除了募款和籌備援助的物資外,還在1937年春組織了一支醫療隊伍和3000多名美國志願軍前往西班牙參加政府軍作戰,其中林肯縱隊和華盛頓縱隊的1800名美國青年,為西班牙的民主事業獻出了生命。正如歐內斯特·海明威在其名著《喪鐘為誰而鳴》(又譯《戰地鐘聲》)中所言,西班牙的喪鐘不僅僅是為這個不幸的國家而鳴響的。意、德法西斯事實上的侵略已對整個西方文明傳統構成了威脅。無數揭發出來的事實已經證明,西班牙內戰已演變成為法西斯強國侵略西班牙的國際戰爭。

  此時,值得注意的現象在美國出現了:正是象徵國會中孤立主義勢力的參議員領導了一場要求禁止美國運送軍火賣給柏林和羅馬的運動,而羅斯福則反對奈的提案。不少"國會議員、個人和機關團體"也強烈要求美國對柏林和羅馬實施武器禁運,西班牙民主共和國的支持者發動各個組織如北美支持西班牙民主委員會、美國反戰及反法西斯聯盟、美國學生同盟、工業民主聯盟、共產黨,向羅斯福發來電報、信件、請願書,要求對佛朗哥的外國後臺實施中立法。甚至一些原來相當頑固的孤立主義者也認識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在利用西班牙"內戰"作為他們準備發動世界大戰的試驗場,民主政府所受的威脅比中立教條更為緊迫。他們同時要求取消自西班牙政府軍禁運武器。15名著名科學家聯名請求羅斯福總統解除對西班牙共和國的禁運令,以"拯救世界,使之免於墮入法西斯的深淵"。摩根索和伊克斯兩位部長也支持這一運動。

  然而,羅斯福總統這時卻引人注目地退卻了。平原因值得深思。首先,英國反對羅斯福這樣做。基於竭力要把戰爭局限在西班牙境內和某種反對蘇聯的考慮,英國寧願佛朗哥獲勝。艾登深信,如果佛朗哥獲勝,只要不損害英國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利益,只要"不干涉委員會"繼續有效地發揮作用,全部的問題不過是西班牙人統治西班牙。同時,也就不能認為西班牙已經同外國處於戰爭狀態,而擴大美國的禁運或取消對西班牙政府的禁運只能使事態複雜化。受到此觀點影響的賓厄姆大使也勸告羅斯福不要貿然擴大禁運。他認為,只要對德、意實施中立法,就必須對蘇聯和法國實施;同時此舉將使英國無力把戰局限制在西班牙境內。賓厄姆的繼任者約瑟夫·肯尼迪大使也告誡羅斯福,稱此舉極有可能使戰爭蔓延到世界其餘地區。

  其次,羅斯福有著極為隱秘的實用主義的用意。他一向對國內的輿情比較敏感,他清醒地看到,國內主張中立或對歐洲事態漠不關心的人數占了2/3以上。同時,支持和同情西班牙政府軍的人數與親佛朗哥的天主教徒的龐大集團相比,簡直微不足道。民意測驗表明,支持佛朗哥的天主教徒,其比例為新教徒的此項比例的4倍多。羅斯福私下對伊克斯部長說:解除禁運"就會在來年秋天失去每一個天主教徒的選票,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對此深感不安,希望不要這樣做。」

  伊克斯在《日記》第2卷中寫道,羅斯福等於向他洩露了"這歷來最污濁、最卑鄙的隱秘。」同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反對奈的議案,並將之擱置起來,這也給羅斯福的退卻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和藉口。但是,老練的羅斯福一直沒有正面斷然回絕要求取消對西班牙政府軍禁運的要求,也一直沒有正面地斷然回絕要求擴大禁運的要求。他總是在說,只有當德、意的軍事行動"確實無疑地被明確宣佈、或被承認、或被證明"了,他才能按中立法行事。他聲稱要等到德、意兩國"政府正式承認參戰或對此發表官方聲明"的那一天。到7月初,他甚至認為只有在發生全面歐洲戰爭時,才能對柏林和羅馬實行禁運。

  從讓人放風說要召開一次商議和平裁軍問題的首腦會議,到這種"謠傳"傳開後自己卻在不置可否中靜觀各種試探的反應;從反對國會制訂中立法到主動提議修訂中立法,直至反對奈的提案,羅斯福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表現給人一種模棱兩可、難以捉摸的印象,也似乎很難再用"國際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者甚至"孤立主義者"的固定概念對其予以定位。總之,素來善於迂回、妥協、觀察輿情、相機行事以及保護自己的羅斯福採取了一條集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於一體的不敢正面前進的道路。這種行事風格上的靈活性所造成的搖擺在一定意義上沖淡、銷鈍了人們慣常所認為的他那種威爾遜式的國際主義。這使羅斯福在時機適宜的條件下不得不花費加倍的精力和代價去從頭做起,以補償這種退卻所造成的負面損失或影響。

  總之,1937年春夏期間由羅斯福授意而展開的一系列龐雜、瑣細的私下裡的和半公開的外交活動,基本上一事無成。有不少內容僅僅停留在口頭許諾或意向性的、不著邊際的試探和討價還價之中;在更多的內容方面,羅斯福給世人一種默許美國退出世界舞臺的印象;在對待西班牙的問題上,他最終與倫敦一樣地寧願接受佛朗哥的勝利,也不願冒發生更大戰爭的危險。」道義"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看是否實用。對此,美國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評價道:「不管它是否在實質上促成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毀滅,隨之而來的卻是西班牙長槍黨和法西斯叛亂在那個國家的勝利和佛朗哥獨裁者的上臺。羅斯福總統迅速地對佛朗哥政府給予正式承認,鑒於總統自稱是遵從民主原則的,這就很令人吃驚了。」羅伯特·達萊克也認為,羅斯福在關於西班牙問題上的一系列政策的確在實際上鼓勵了侵略者,「而這種侵略原本是他如此渴望去加以防止的。」

  1938年1月10日,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再次向羅斷福提交了他精心規劃的綏靖計劃,這次比1937年10月6日的方案更為詳盡。該計劃表明,美國總統將與其他大國磋商,徵詢他們對召開一次世界性會議的態度;會議將確立新的基本規範和國際行為準則、討論軍備限制並審議降低關稅及其等獲取原料等問題;如果各國表示贊同,美國就將把美洲各共和國和歐洲較小國家的代表召集到華盛頓,起草關於這些問題的國際協定;然後將協定送交其他大國,請他們予以認可。韋爾斯認為自己的這個綏靖計劃是一個充分考慮到局勢中的政治現實的、為公眾輿論所更能接受的、並且是與英德談判並行不悖的有價值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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