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42)_學達書庫

四二

　　面對這種情形，羅斯福有些騎虎難下。高度自尊的最高法院自創立以來的140年中，所宣佈廢止的法令不過60種，而現在僅1年多的時間就一口氣把羅斯福的新政立法否決了十幾種，各下級聯邦法院也有100多位法官發出1600多個指令，以禁止實施新政立法。被迫自我發展感和成就感所強化了的主動——積極型性格，使羅斯福能夠克服其個性中那種息事寧人與積極進取之間的矛盾，他可以立即用一種精心策劃的策略方式對這些挑戰進行戰鬥，也能以一種感情的和個人的方式去戰鬥。

　　但深謀遠慮的羅斯福已經是一個深諳美國政制行情的老政客，迫于勞工運動和朗、庫林格、湯森運動的浩大聲勢，迫於站在他＂左＂邊的國會議員的壓力，尤其是迫於1936年大選的重點將向＂左＂轉移（許多證據表明），羅斯福只得暫時地壓抑住這股被喚醒的長期掩藏在和藹背後的真正的憤怒，熱衷於結果的他善於妥協，也善於迂回行事。現在，他就對這些挑戰採取了不動聲色、不予理睬與轉移目標的方法。

　　促成第二次新政在1935年初全面展開並出現重點轉移的因素還有：一、羅斯福的智囊團和早期新政派此時發生了重大的分離組合，他的政治顧問路易斯·豪身體狀況日益惡化，已長期住進醫院，愛德華·弗林已逐漸取代了他的地位。1936年4月，豪在睡夢中溘然長逝，臨死前說到：「富蘭克林現在自立了。」弗林說服羅斯福把豪原定的爭取農民的競選戰略，逐漸轉為爭取城市中約700萬對兩黨均無好感的少數民族和工人；雷蒙德·莫利在國際貨幣、政府與其業關係等問題上日趨保守，退出政府當了一家新雜誌的編輯。儘管有時也仍舊幫助羅斯福出謀劃策，起草演說稿，但地位與作用已今非昔比。

　　在1936年白宮的一個小型家宴上，羅斯福刻薄地嘲諷了他的＂新保守主義＂，兩人隨即激烈地舌戰，爾後關係就此破裂。新近充實了一批更具活力和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員，羅伯特·H·傑克遜、依沙多·盧賓、威廉·O·道格拉斯等，都是在一種變動著的社會秩序中具有戰鬥性的法律和經濟專家。還有被譽為＂砂金孿生兄弟＂的本·科恩和托馬斯·科科倫，兩人都是哈佛大學法學權威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的高足。本·科恩這位來自印第安納州的猶太人，曾任布蘭代斯的法律秘書，在制訂新政立法和處理法律細節上表現了卓越的才幹。來自羅得島的科科倫年僅36歲，才華橫溢，多謀善斷，在起草重要法規和總統演說稿時，能夠毫不費力地洞悉政治迷宮的堂奧，並能貼切而華麗地旁徵博引。羅伯特·M·伯恩斯稱他是＂政府內部意志堅強的牽線人、政客和官僚的操縱者。」

　　來自猶太州的銀行家烏裡納·S·埃克爾斯於1934年11月被羅斯福任命為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他很早就具有一些與凱恩斯不謀而合的經濟思想，即主張政府擴大財政赤字以謀求經濟復興。二、最高法院也並非鐵板一塊。路易斯·D·布蘭代斯為首的自由主義少數派就一直傾向於理解和支持新政的大多數立法。布蘭代斯堅信大壟斷企業的經濟效益比不上小企業的高，對社會又具有危險性，故極力主張回復到＂有節制的競爭＂的社會。他對政府權力雖持謹慎態度，但是容許政府有條件的干預，他贊成增大勞工的權力，以此與大公司的權力相片敵。

　　本傑明·N·卡多佐認為憲法是活的文獻，可以隨著社會發展作出不同解釋，＂一個世紀前狹小的或地方範圍的需要，在我們時代可能與國家利益交織在一起。隨著時代的不同，需要作關鍵的急需的變化。」哈倫·F·斯通具有博大的寬容精神，他認為法院在行使權力節制政府時，關鍵要憑藉＂我們自己首先實施自我節制。」1935年5月初，正值最高法院加緊裁決新政法令時，布蘭代斯讓他的信從者、羅斯福的顧問班子成員賈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向羅斯福轉告他的口信：目前是採取行動的最後關頭了。幾天後，參議院的進步派小拉福萊特、諾裡斯、海勒姆·約翰遜等會見了羅斯福，敦促他維護總統的領導權。小拉福萊特與布蘭代斯在關於企業界是否會同政府合作這一點上具有清醒的共識，他們勸羅斯福不要枉費心機地寄望於企業界。

　　羅斯福也終於認識到，他的新處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地與國會裡大多數左翼的政治需要相協調。三、不能忽視的、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即羅斯福本人的思想狀況及啟發展。第一次新政在強調政府對拯救危局的作用的同時，主要是寄望於企業界的自覺配合意識以實現＂各種利益的真正協調＂，使各個階層都在新政中得到一些好處——農場主們有農業調整法，企業界有全國工業復興法，工人有工資工時方面的規定及復興法第7條第1款，貧困者和失業工人有各種各樣的聯邦救濟措施，中產階級有房主貸款公司、證券管理法規定及其他改革，債務人因通貨膨脹而受益，如果某些方面仍有不滿意和突發的情況，政府還設有全國緊急事態委員會等類似機構加以籌措補救。然而，良好願望和現實效果的差異令他震驚——不主要是第一次新政在力度和廣度方面欠缺，而是大蕭條災難本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羅斯福所做的這一切本不該招致保守派報系的斥責和辱駡，那些瘋狂憎恨他的富人似乎也沒有理由在他們的俱樂部和餐廳對他進行下流的攻擊，而他自幼生活在充滿友愛、鼓勵、遷就、寬恕的環境裡，1935年以前，性格深沉的他對這類攻擊大都採取退避、延擱、妥協等並非尖銳激烈的反應。他本可接受以善意的精神提出的批評或者具有建設性內容的建議，因為他善於博採眾長。但是這一次企業界的惡意和故意幹蠢事使他受到深深的傷害，他因而有些憤怒，1936年的競選中他曾嚴厲地反擊這些人是剛救上岸的忘恩負義的糊塗蟲。指責這些人一旦走出政府為他們建造的避風的地下室，「就忘了曾經有過風暴，他們指點著英國，想讓人民相信英國就是靠著無為而治、聽天由命，而度過蕭條取得進步的。」

　　這是1935年5月以後的羅斯福對政府與其業界的良性合作產生幻滅感的心理基礎。人們也因此得以在1936年競選中聽到他那抱怨、忿怒，甚至不無傷心的語調：「這次競選中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自己，人們必須明確表示，或者擁護我，或者反對我。」他對企業界在初期新政中對他曖昧不清的態度有了切膚之痛的體會。同時，休伊·朗確實讓羅斯福焦慮不安，朗的重要性在於，他儼然成為全國廣大勞動群眾抗議第一次新政妥協的主要宣傳鼓動者。

　　莫利在1935年仲春時節不止一次地聽到羅斯福在談論有必要採取行動，＂以便搶在朗的前面。」此外，通觀第二次新政的全過程及其重點目標，不難發現它們與大蕭條以來羅斯福個人的思想觀點、長遠規劃、施政綱領等有諸多吻合之處。若單獨地考察第二次新政的立法，它們中有些基本上是對第一次新政的進一步強化、擴大或使其完備，如以工代賑；有些是當初業已初步提出但因條件限制而未立即兌現的目標，如社會保障方面的一些立法。兩次新政的內在關聯是顯而易見的；即令是＂第二次新政中以貌似全新內容而出現的條款和措施＂，也不難順理成章地在羅斯福近期的和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找到啟發展的最初生長點。從一定意義上講，它們是羅斯福個人思想之歷史的與邏輯的發展相統一的體現。那種認為羅斯福突然大幅度地向＂左＂轉並將之歸因於某一單個原因的觀點，既失之片面，又違背了羅斯福在其他方面發展的事實。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