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21)_學達書庫

二一

　　於是，在1925年春暖季節，成群結隊的小兒麻痹症患者懷著希望來到溫泉。羅斯福積極幫助他們安排生活和治療工作，熱心地把自己編的游泳動作教給病人們。到了晚上，病友們圍在篝火前聯歡，寂靜的溫泉頓時一平生機。當一個醫學專家小組應羅斯福之邀，對能否把溫泉作為脊髓灰質炎療養所的問題作了詳細研究並作了肯定結論之後，一場改造溫泉的緊張工作展開了。他用近20萬美元買下了包括那個破舊旅館和其他設施在內的大篇土地，為此他幾乎耗盡了個人的財產。1927年初，＂佐治亞溫泉基金會＂正式成立，他要迅速使這個地方改觀。他在改建房屋、修築道路、植樹造林和旅館現代化等方面向設計師和建築師們提供建議，還親自參與研製新的供水系統、捕魚場地設施，計劃籌建一個包括有舞廳、茶室、野餐和高爾夫球場的俱樂部。他遴選了療養所醫務人員，到年底療養所已經對150名患者進行了治療。

　　羅斯福此舉意義重大。他不僅樹立了一個與疾病作鬥爭的榜樣，而且，使溫泉療養所＂成為一切需要與疾病作鬥爭的人的希望之象徵＂。任何事他只要覺得有奔頭，他就一往無前，其他的自信、智謀和運迫使之變為現實。事實上，從事改造溫泉的費用很大，而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捐助。他當選為總統後，每逢他的生辰，就有無數的小額捐款單雪花似飛到溫泉，溫泉成了羅斯福的第二個家。1932年他在這裡建了新居，人稱＂小白宮＂。在此後的歲月裡，他經常在這裡度過大量光陰，在這裡他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整和內心的平衡。他最後就是在這裡去世的。1938年，羅斯福建立了小兒麻痹症全國基金會，通過遍及全美國的近3000個地方分會提供住院治療、護理和應急費用，並為立志於研究此病的科學家們提供研究基金。

　　隨著佐治亞溫泉在全國知名度的日益提高，羅斯福的名聲又一次響了起來，人們也愈益感覺到它與羅斯福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特徵的一致性。羅斯福對脊髓灰質炎進行的戰鬥具備了現代英雄傳奇的一切戲劇性情節。伯恩斯冷靜而準確地指出：「他那殘廢的雙腿實際上已成為他的一種政治財產了。它們為他贏得了同情，否則，他就可能得不到這種同情。在以後的歲月裡，千百萬美國人為羅斯福在公眾場合露面而深受震動——為他那緊張、痛苦而笨拙地移向舞臺中心的樣子，為他周圍的助手和政客們的忙亂，尤其是為羅斯福容光煥發的微笑和剛勁有力的手勢所深深震動。」

　　正如發達結實的雙臂在某種程度上補償了兩腿的殘廢一樣，身體不便也給羅斯福帶來了某種有利之處。歐內斯特·K·林德利在1931年出版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追求進步民主的一生》一書，由於該傳記成書較早，並未從總統的角度去看待羅斯福，故具有其他傳記無法比擬的優點。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有利的方面顯得越發珍貴。過去他難得安安靜靜地工作——他坐不住，耐心不夠，總是東奔西走，因為他精力過剩……如今他不能活動，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他所從事的工作上了，他擺脫了一部分無謂的應酬和奔忙，完全避免了城市生活中最折磨人的那種神經緊張和許多微不足道的刺激因素。

　　他有充分藉口不去作他不想作的事，同時也能採取普通人常常採取的辦法——逃避難題。」他大部分時間呆在室內，這使他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因從前很少讀書所可能造成的某些空白或缺限。埃莉諾負起了選書的重任，並設法請作者到家中來同羅斯福交流思想，羅斯福從談話中受益不淺。但是他終究未能沉溺于純學理性的政治哲學中，也沒有能夠因長期嚴謹認真地研究社會科學而成為第二個威爾遜。他讀了一些傳記和歷史學，但更多的是遊記和探險故事。

　　此外，生理疾病確實使羅斯福的性格發生了一些心理學意義上的變化。譬如待人接物方面的傲慢和居高臨下已得到明顯克服，且顯得具有人情味；對事物的專注程度也提高了，而不像以前那樣漫無邊際地沒有一個著重點。但並未產生根本上的轉變或結構上的重組。他患病之後的情況表明，他在諸如人生信條、生活態度、政治傾向、社會理念、乃至自信心和耐心、喜歡試驗等方面都與以前差別不大，沒有出現什麼質的變化。

　　人們往往習慣於用陳舊的思維定勢或先入為主的觀念來推測、評價羅斯福患病的意義。過分地把這次疾病渲染成為是對羅斯福一次脫胎換骨式的再洗禮，更有甚者，還認為這次疾病充當了一次具有多種功能的改造工具，即把＂一個有點目空一切的年輕的社會名流和業務政客轉變為一個具有雄心壯志、權力和民主信念的政治領袖。」美國歷史學家R·霍夫斯特德也曾指出，那種關於羅斯福因疾病一躍成為同情弱者和體恤民間疾苦的哲學家——的傳說，無疑是一種現代神話。如果說他在患病之後確實表現出了上述值得肯定和稱道的特徵的話，那麼一定可以在多年之前的羅斯福身上找到其基因組織萌芽或潛在的發展趨勢。其實，正是這種歷經巨大創痛和打擊而不改本色並依然故我的現象已經反映了本質：羅斯福具有一般普通人所不具備的稟賦和意志。羅斯福的大兒子詹姆斯在60年代出版的著述中也確信，並非小兒麻痹症造就了羅斯福的性格，而是他的性格使他從苦難中解脫出來。

　　詹姆斯·M·伯恩斯認為羅斯福患病的政治意義不外乎表現在時間方面，即疾病使他的廣泛政治接觸和通訊中斷了一段時間，使他參加競選職位的日期順延了幾年。幸好在柯立芝的＂新時期＂，民主黨人普遍地不吉利。

　　實際情況也正如伯恩斯所言，在從疾病襲擊到1928年的7年間，除了最初的幾個星期外，羅斯福一直沒有停止使他的政治前程得到發展的努力。就在他患病後的一個多月後，他接受了紐約州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職務。深秋時節，他開始給紐約州和其他各州的民主黨領導人寫信以恢復聯絡。1922年，他在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重新當選紐約州州長的競選中起了重要作用，並擔任美國民主黨提名的參議員候選人洛伊·S·科普蘭競選運動的名譽主席。與此同時，他密切地關注著20年代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正在發生著的深刻變化。

　　1920年的大選標誌著一個政治性十分強烈的時代的結束，同時也頓挫了要求改革的各種進步力量，民主黨的內部團結已不復存在。農民在20年代境況始終困難，共和黨政府對此幾乎不加理睬。在每次勞資衝突中，政府都是對資方予以支持。1920年的國情起查表明，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對美國人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不同國籍的移民間的衝突日趨激烈，移民加入了城市中的民主黨，而民主黨中的農村平民主義派基本上仍舊沿襲著布萊恩的思想特色，其改革目標開始超越經濟和政治範疇而致力於謀求拯救或保全昔日農業美國的社會準則和傳統美德，並使這些準則不受與城市化結伴而生的城市腐敗——城市政治機構、沙龍、羅馬天主教、猶太人的信條、沒落的劇院和用外語演唱的歌劇、坦慕尼協會的黑手、販賣違禁酒類、不健康書刊、宗教的現代主義、街頭色情——的污染。羅斯福的故友威廉·G·麥卡杜成了該派的領袖，他作為一個堅定的禁酒主義者，一方面聲討著紐約這個華爾街的巢穴的種種罪惡，另一方面又與新近崛起的三大黨組織及其無孔不入的勢力達成了某種默契，以圖在192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取得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而民主黨的另一翼——主要代表原城市民主黨人和城市新移民的紐約州州長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則是個致力於長期目標的著名改革家，他除了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本領外，因其改革側重於注意實際的工時、工資、醫療衛生、貨幣情況以及城市日常問題，故儼然成為城市平民的代表。羅斯福早在1910年的希恩事件中，就對這個坦慕尼協會中少有的正直坦蕩的人印象深刻，自1920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們先後彼此支持對方的提名片，兩人就建立了良好的＂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上的友誼＂。在史密斯1922年再度當選紐約州州長後，羅斯福已經開始應邀幫助他籌劃競選總統的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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