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15)_學達書庫

一五

　　羅斯福在英國會晤了首相勞合·喬治、鮑爾弗勳爵、軍需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以及許多著名的海軍和陸軍將領。他與丘吉爾的會面是在一次午宴上，因彼此沒有給對方留下什麼印象，以至於23年後的大西洋會議上，丘吉爾把重逢當成了初識。7月31日，羅斯福終於到了法國前線，目睹了戰爭的破壞，親身經歷了激烈的炮戰。一位試圖帶著他走安全地帶的軍官受到了他的嚴厲斥責，並差一點兒被趕出海軍。到了10月份，羅斯福該辦的差事已經辦完了，他再也沒有什麼藉口繼續賴在前線了，於是這才乘＂海獸號＂回國。這時他不幸感染上了戰爭中的流行病細菌，先是重感冒，繼而發展成雙葉肺炎。船到紐約港時，他被人用擔架抬了下來。

　　1922年6月，羅斯福給一位正在負責樹立一塊格羅頓校友參加世界大戰紀念碑的人寫信說：「我認為我的名字應該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員表中。這首先是因為我曾在大洋彼岸考察了人們服兵役的情況，而且險些被魚雷或炮彈擊中。而且我在歐洲時，實際上領導了那裡的海軍作戰工作。」羅斯福後來還申請加入美國退伍軍人協會。

　　在美國參戰前，羅斯福就在醞釀著一個極富想像力的計劃：為什麼非要在行無蹤跡的汪洋大海中與德國的＂機械鯊魚＂（即潛艇）遊鬥不可呢？難道就不能將它們阻擋在窠穴裡嗎？這個計劃要求在從蘇格蘭到挪威的北海咽喉處佈設一道規模巨大的水雷壁障，以阻斷德國潛艇通向大西洋的出口。這需要50萬顆水雷和相應的技術保障。該項提議因困難重重而直到1918年6月才開始付諸實施，到11月份共布下了7萬顆水雷。它還沒有來得及發揮作用，大戰就結束了。但此舉有力地打擊了德國海軍的士氣。多年以後，羅斯福進而認為，它「對瓦解德國海軍，而後對德國軍隊的暴動，最終對結束世界大戰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當時，威廉·西姆斯海軍少將關於建立護航艦隊的提議已迅速得到了採納，而聽音器（用以察覺潛艇的螺旋漿聲）、探測儀和深水炸彈的試用與改進，已表明它們在用以對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那種小型潛艇方面很有成效。實際上，這種護航系統比其他任何一種因素都起了更多的作用，它基本上能夠使美國部隊和供應物質安然橫渡大西洋。

　　巴黎和會期間，羅斯福正在歐洲各地處理美國海軍的復員工作。在清理美國軍事物質時，他同法國人進行了激烈的討價還價。此時，他聽到了特德叔叔于1月6日因動脈栓塞發作去世的消息。

　　威爾遜從巴黎和會帶回了由他負責草擬並被寫進《凡爾賽條約》的《國際聯盟盟約》草案。該草案是他的＂十四點＂的具體化，它設想在國家自決、自由貿易以及由國際聯盟維護和平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世界秩序。他解釋說：「我們所尋求的，是在被統治者同意和人類有組織的輿論支持的基礎上實行法治的局面。」他堅持認為，民族自決就是國內政治中的民主在國際上的同義語，因此應體現被統治者同意的原則；自由貿易則可以緩和國家間的敵對競爭並促進經濟繁榮，而國際聯盟就是通過互相保證領土完整和採取共同行動反對侵略來保證這整個體制的設施。可以說，國際聯盟飽含著威爾遜的心血和理想，他出自內心地強烈希望它能在國會獲得通過。但他返回美國時，卻發現參議院內氣氛乖戾，共和黨以兩票的多數控制著參議院。他的主要對手、參議院共和黨多數派領袖、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享利·C·洛奇負責初審條約，洛奇為了阻止民主黨作為締造和平的政黨進入1920年的選舉，他要使盟約被修改得不再帶有威爾遜的印記，否則就寧願它夭折。

　　但威爾遜這一次不打算作出任何妥協，形式問題已同堅定的信念融為一體。9月3日，他決定背離華盛頓政治的傳統做法，為他的國聯問題直接向美國人民呼籲。年逾60的他不顧勞累、病痛和挫折，作了有史以來最為艱難而無益的巡迴演說，簡直在進行一種殉道式的追求。在作了40次演說後的9月25日，他在科羅拉多州的火車上得了中風。1920年3月19日，參議院以14票的多數否決了條約。威爾遜因那不可調和的黨派偏見、促狹的個人恩怨，以及自己不能通權達變、執著於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昧於世情，導致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悲劇性的失敗。

　　對於發生的這一切，富蘭克林·羅斯福並非一個無動於衷的旁觀者。他自始自終地觀察著這場盟約之爭走向災難性的結局，像觀看古希臘悲劇的觀眾一樣感到無能為力，愛莫能助。這個時期，主要由於受到威爾遜的＂新自由＂信念和國際民主思想的影響，羅斯福在關於美國與外部世界關係問題上的思想有了發展。他充分地認為，美國政府必須通過加入國際聯盟來實踐和平與發展的崇高理想，否則美國將可能回到＂一種同外界隔絕的古老中國的長城政策上去。」他認為：不這樣做不僅對美國和整個人類的道義而言是錯誤的，而且同國際現實也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未來年代裡的國際事務將會出現許多危機，美國將＂不可能不發出重要的乃至是支配性的聲音來。」

　　因此，他把自己站在威爾遜這一邊的姿態稱之為＂一個現實主義的抉擇＂。他甚至把威爾遜起草盟約時用的那張桌子運回到了海德公園。他多次發表支持國際聯盟的演說。但他那敏銳的政治嗅覺使他意識到人民中間正在出現戰後通常會發生的那種政治情緒逆轉的趨勢，理想主義的大幕已漸漸收起，所以羅斯福在演說中少了幾分威爾遜式的理想與激情，而把他支持國際聯盟的論點建立在講求實際問題和強調實驗的基調之上。羅斯福之所以迅速完成了從鼓吹擴軍備戰到支持國際聯盟的過渡或轉變，是因為在他的國際事務概念中，他認為兩者原本就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當然，他也相信，作為威爾遜主義的強有力的發言人，無論起受歡迎與否，都將在日後任何選舉運動中成為有價值的資本。

　　羅斯福從威爾遜的悲劇性結局中悟出了一些對他將來大有裨益的心得體會。他對埃莉諾說：「我們應該有一些別的談判條約的辦法，現在這套辦法不知已經失敗多少次了……，照現在這樣，由總統和國務卿去談判和簽署條約，等事情辦完後再送交參議院，這種做法不對頭。如果我來幹，我將盡可能對參議院甚至整個國會做到推心置腹。我要使他們對原則問題承擔義務，然後再在談判中制訂具體細節。這樣就能有把握了。」羅斯福認識到，總統如何去同與自己充滿敵意的議會打交道，將是一門高超的政治技巧。威爾遜總統失敗的教訓在於：缺乏政治靈活性，甘願付出高昂代價而固守不合時宜的道德理想高地，拒絕妥協和撤退。他還清楚地記住了威爾遜曾經在某個場合講過的話：

　　「要隨和一點，要根據憲法的真正精神採取行動，要主動與參議院建立信任與親密的關係，而不要祈求全部實現自己的計劃，也不要以不是接受就是拒絕的最終形式向參議院提出這些計劃；為了進行一些名副其實的協商和調解而不是挑戰和競爭，在他的計劃討論之時，他要與參議院領袖保持彼此信任的聯繫……」

　　可惜威爾遜在同洛奇參議員打交道時，忘記了自己的這段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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