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羅斯福傳 | 上頁 下頁


  1901年9月6日,總統麥金利遇刺,8天后身亡,西奧多·羅斯福繼任為美國第26屆總統。隨著羅斯福這個姓氏知名度的驟然提高,富蘭克林·羅斯福屢屢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自己掙得了不少榮譽和好處。他不失時機地利用一次作業任務以自己的家族為題寫了一評論文。他讓母親把海德公園家中放在祖傳《聖經》旁的那些佈滿灰塵的家族記事本寄來。在對祖先們的活動及其關係作了一番考證和研究之後,他寫道:「如今紐約的一些有名望的荷蘭家族現在除了他們的名字之外,什麼也沒有留下,他們的人數屈指可數,他們缺乏進取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羅斯福家族朝氣蓬勃並富於生命力的一個原因,或許是主要原因,正在於他們具備了這種民主精神。他們從不認為自己生在優越的殷實之家就可以雙手插進口袋而坐享其成。與此相反,他們認為,出身于富裕高貴之家的人沒有任何理由不對社會履行天職。羅斯福家族的人之所以在各個方面都能被證明是優秀的公民,正是因為他們自幼就受到了這種思想的薰陶。」

  隨後,羅斯福在分析這些"優秀公民"何以會對美國社會作出重大貢獻時,強調了荷蘭人的頑強和執著——而這一切都沉澱、沿襲並展現在羅斯福家族的成員身上。顯然,他在這裡所謂的"真正民主精神"並非一般政治學意義上的民主,而是指一種能夠積極主動地通過為社區公眾事業服務來獲取社會地位的素質。

  西奧多·羅斯福的成功,無形中促使富蘭克林·羅斯福將注意力和精力較多地投向課外政治活動。一般而言,像他這個年齡的大學生的政治思想遠未成型,他們大多處於那種不受駕馭,追求異端邪說,蔑視權威,視政治為遊戲的過渡時期。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相對地顯得沉穩和正統一些。他一度參加了哈佛共和黨人俱樂部,並似乎有意識地將大學裡的政治活動視為一種向更廣闊領域大展宏圖的實習場所。

  1902年上半年,他幫助建立了"支援布爾人①基金會",並以哈佛《紅色校旗報》編輯的名義給南非開普敦市匯去336美元。從至今還保存著的羅斯福在哈佛期間的作業上看,當時羅斯福的社會政治觀點基本上是一個雜糅著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正統觀念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大雜燴。他贊同西奧多·羅斯福關於改革目標是為了醫治國家最明顯傷痛的觀點,欣賞並支持他對抗大壟斷公司時所表現的那種居高臨下的、進攻性的戰鬥氣概。新任總統以白宮主人們從來沒有過的聲調宣稱,"政府現在就必須干預以保護勞工利益,使大公司屈從于社會福利,並懲治狡詐和欺騙行為,就像過去多少世紀以來政府懲治罪惡勢力那樣。……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也在法律面前負有責任。」②

  ①住在南部非洲的荷蘭人後裔。

  ②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York》1948,P226-227

  與其說是年輕的富蘭克林深為新任總統那非凡的歷史洞察力和政治膽略所折服,毋寧說是他兩次從中感知到了當年的西奧多·羅斯福還在格羅頓演說時就表達了的令他激動不已的信念。西奧多深信行政部門應進行更廣泛的領導。他認為"做國家需要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除非這種行為被憲法所禁止,這不僅是總統權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總統的責任"。西奧多擴大了政府的調控權限,加強了政府對商務企業的監督,並致力於對自然資源的保護。他的這些舉措及其風格不僅使他儼然成為一名從事進步主義事業的政治改革家和道德促進者,而且讓人們聯想到多年以前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富蘭克林的父親是個傳統的民主黨人,但富蘭克林在1904年首次有權投平時卻選了共和黨人。這除了家族親情的認同意識在起作用之外,他還認為西奧多是一個比民主黨候選人更好的民主主義者。

  西奧多·羅斯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富蘭克林政治道路上的啟蒙者。但是,正當這個主張「開口慈祥溫柔,手中提根大棒,定能暢通無阻"的總統試圖擴張海軍勢力並與西歐列強互爭雄長時,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艾略特站出來指責他不失為一個野心勃勃的沙文主義者。西奧多立即回擊,稱自己的老校長是"一個沒有多大作為的故作多情者,只知道依賴國際仲裁",他培養的學生將是"軟弱、怯懦的人,這些人將會侵蝕我們種族的優良戰鬥氣質"。也許是受這場論戰①的影響,富蘭克林對西奧多總統的外交政策採取了區別對待的理性態度,他對其極具侵略意味的"門羅主義的引伸原則"將信將疑,而對西奧多其他方面的外交活動深表讚賞。正是這位手舞"大棒"的西奧多·羅斯福,卻讓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得以審理其第一宗案件,提議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調停1904年的日俄戰爭並促使日俄雙方締結《普茨茅斯條約》。他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對於這些,年輕的富蘭克林簡直是佩服極了。

  ①(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11頁。

  哈佛《紅色校旗報》是一份有4個專欄、共8版的較正規的校報,它擁有自己的社址、印刷機和報童。其內容長篇枯躁乏味,新來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使它增色不少,可能因為羅斯福同哈佛橄欖球隊長萊思洛普·布朗是關係密切的室友,也可能是羅斯福善於揣摸和迎合大多數學生的興趣和口味,《紅色校旗報》堅持偏重橄欖球消息的報道和體育評論。羅斯福撰寫了大量言辭激烈的球評文章,反復強調"一支球隊需要一種進取精神和堅定的決心"。後來,他聽取了別人的意見,才將評論的調門放溫和了一些。他還致力於促進哈佛校園的改革運動,在一組針對校方的社論文章中,他堅持校方應給哈佛大學陳舊的宿舍配備相應的消防設施。主要是在他的努力和堅持下,校方終於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因此贏得了一些名聲。羅斯福兢兢業業的敬業態度和鍥而不捨的精神,為他的哈佛《紅色校旗報》編輯生涯劃上了完滿的一筆。

  1903年夏,成績出眾的羅斯福在激烈的競爭中被選為該報主編。這一結果充分顯示了他為爭取更高的地位而苦鬥不已的"強烈的勁頭"。這時,他已經以三分的成績從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為了保留住主編這一職位,他決定繼續在哈佛呆上一年,他進了研究生院,但並未將精力放在學業上。他把《紅色校旗報》管理得井井有條,幾乎所有的社論都出自他這個主編之手。他耐心教導低年級的編輯同行,要嚴肅對待"自己的工作,認真處理同學校和周圍同學的關係,並且要自愛,要向高處走,必須始終勤奮。前進的道路是寬廣的"。一位編輯回憶說:「透過他的和藹,可以感到一種沒有摩擦的領導作風。」羅斯福後來寫道,"哈佛《紅色校旗報》的經歷為我後來擔任公職作了最有用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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