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39)_學達書庫

三九

　　從著書者、才智之士到名賢先哲、儒者，盧梭的理論逐漸被賦予了儒學的意味，盧梭也由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變成了晚清儒者，這是一條異國形象本土化的道路，形象中原有的客觀因素逐漸隱沒，而虛構的成分卻愈來愈多，這種以想像和虛構為主的形象，確切說來，應被稱作「幻象」。

　　（二）醫國國手——工具化的盧梭

　　留日學生楊廷棟根據日本原田潛譯本重譯了《民約論》，這是此書首次由中國人自己譯出。譯文刊載在《譯書彙編》上。1902年，楊譯又以單行本問世，「從此茫茫大陸，民約東來。④」對於這個譯本，熟諳法文的馬君武（1881—1940）曾評論說：「1902年楊廷棟據日譯成四卷。日譯已多錯誤，楊譯更訛謬不能讀。①」在另一篇文章中，馬君武又評《民約論》：「今中國譯本，無一語能道其義者，且全書無一段與原本符者，譯者固不知盧氏所謂，讀者亦不知譯者所謂也。②」馬君武的評價未免苛刻，但他仍說出了一個事實：晚清時期，國人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普遍缺乏忠實於原作的觀念，知識界對西學的運用，抱有明顯的實用目的。

　　④咽血嚨子，《民約通義·序言》，轉引自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7頁。

　　①馬君武，《民的論譯序》，載《馬君武集》（1900-1919），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第300頁。

　　②見上，《帝民說》，第227頁。

　　章太炎（1869—1936）這樣的著名學者在他的名著《訄書》（1904）中是這樣談論盧梭的：「路索穿窬脫縱，百物無所約制，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極自由。③」這裡，偷竊（穿窬）與自由似乎有著因果聯繫，這樣的議論太過牽強，而太炎先生意猶未盡，在另文中他又說：「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者，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諸君且看那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經病的麼，那提出民權自由的路索，為追一狗，跳過河去，這也實在是神經病④。」盧梭患被迫害狂症之前，其主要的理論著作已經完成，已成「大學問大事業」，並非因為得病才寫出好文章，章太炎曲解盧梭，主要的用意是將盧梭作為範例，來宣揚他自己激烈的反清主張。晚清時期，「盧梭狗」的掌故為知識界所熟知：「（盧梭）方其幼稚時，嘗遊行道路，見小犬為大犬所淩噬，不堪其虐，猝然發怒，驅逐大犬，遂涉川逃去，不能自已，自投水追之。①」這一段描述是為了說明盧梭「其愛自由比食色更重要，其憎壓制比死苦更深。②」此類簡單的附會難以將真實的盧梭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如同章太炎一樣，作者也是在讓盧梭現身說法，為自己的主張做宣傳工作。

　　③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3頁。

　　④章太炎《演說錄》，載《民報》第6號。

　　①②憂患餘生（連夢青），《盧梭狗》，載《新民叢報》第7號。

　　在梁啟超（1873—1929）筆下，盧梭形象一度服務於他的「破壞主義」。梁氏說：「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③」在另一篇文章　《盧梭學案》（1901）的結尾，梁啟超所加的按語，表明他當時矚望用盧梭理論實踐于現實的中國：

　　③梁啟超《自由書》，載《飲冰室合集》專集2，中華書局，1936，第25頁。

　　我中國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雖然，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采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家，其路為最近，而其事為最易焉。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為萬國師矣④。

　　④梁啟超《盧梭學案》，載《飲冰室合集》文集3，第106頁。

　　梁氏認為中國「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的說法尚需商榷，而盧梭《社會契約論》所推崇的小國民主與中國的大國民主之間，也還有不少理論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梁啟超對盧梭理論在中國命運的期望，烏托邦色彩很重，缺乏事實依據。《盧梭學案》全文除了按語外，都直接徵引自日文，日文又直譯自法文。這篇文章不能算梁啟超所作。梁氏最初把它發表在《清議報》上，不久之後，又更名《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刊載于《新民叢報》，這顯然是為了擴大宣傳效果的需要。

　　作為「醫國之國手」，盧梭明顯地被梁啟超工具化了。到了鄒容（1885—1905）那裡，盧梭的民約論又被稱為「靈藥寶方」，此適成為梁啟超的一個注解。

　　鄒容的《革命軍》（1903）曾經極大地激勵過晚清的知識界，這篇政論受到民約論的決定性影響。鄒容在日本留學時讀過盧梭的著作，震動很大，「惟思為法國大英雄盧梭後第二人」，「自比法國盧梭」。①《革命軍》中的一些表述可說是《民約論》的翻版。鄒容在文章中熱烈地謳歌盧梭：

　　①鄒容《鄒容集》，重慶出版社，1983，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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