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37)_學達書庫

三七

　　盧梭探討理論問題時，經常拋開具體的歷史事實而追求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是他受到抨擊的主要原因。這種分歧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探求事物本來怎樣；另一種是追問事物應該怎樣。盧梭的思路顯然屬後者，此一種思路反映在盧梭的認識論上，就是強調感性的認識功能，而對理性認識世界的能力加以貶抑。

　　教育理論也是盧梭思想不容忽視的部分，其首要原則是使教育與人的身心發展的各個階段相一致，讓自然成為孩子的老師。這是針對當時歐洲傳統教育的弊病而提出的一種嶄新的教育理論，其理想是造就像愛彌兒那樣的新人。以上對盧梭著述的描述和分析表明，盧梭思想的內涵原是極其豐富的①。他既是哲學家，又是教育家、文學家，他的理論涉及哲學、政治學及教育學等各個方面，而民約論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全面把握盧梭原形，對於理解晚清知識界對盧梭的接受十分必要。

　　①參見顧偉銘《盧梭》一文中「盧梭的認識論、宗教觀和倫理學」及「盧梭的教育學說」兩節，載《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第216-225頁。

　　2.晚清的社會背景和盧梭思想的傳入

　　晚清內外交困的社會政治狀況人所共知。一方面是在清政府統治下，內政腐敗。首先是財政上困難重重，各省累年積虧很多，加上鴉片的大量輸入，造成白銀外流，銀價遞增，庫府空虛；其次是吏制敗壞，冗員充斥官府，損納貪污盛行，朝廷也無可奈何，雖然經過「同光中興」，但頹敗的局面難以挽救。另一方面是外患頻仍，列強借助國力優勢，屢敗清軍。對中國形成瓜分之勢。自鴉片戰爭以迄清亡，70年間，清政府五次戰敗，喪師辱國，割地賠款，國人的普遍心理狀態是創巨痛深①。知識界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尋求拯救危局的辦法，最明顯的三次運動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晚清知識階層在這三次行動中表現出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入世精神。其「干政」的重要手段是引入西學，「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時期的西學，主要是指「聲光電化」這類技術層面的西學，這是國人痛感列強「船堅炮利」而向西方學習的第一步。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30年的時間，中國擁有了自己的近代軍事工業。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也在很大程度上宣佈了洋務運動的失敗。「蕞爾小邦」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時間並不算長，卻能打敗中國這個「天朝大國」，知識界意識到日本的強大依靠的不僅僅是「船堅炮利」，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及政治制度，這時西學東漸才真正開始了從技術層面向制度層面的轉變。

　　①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晚清之政象」，商務印書館1996，第889-893頁。

　　知識界試圖用西方政治文化制度改造中國的第一次嘗試，就是自上而下的「戊戌變法」，結果以失敗告終。這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理論準備倉猝。1898年以前，人們對西方的政教倫理瞭解得相當有限，西方社會科學名著的譯本還非常少見，想要讓國人理解並支持用以變法的西方政治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有識之士開始致力於對西方政教倫理的譯介。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人們對西學的瞭解程度跟戊戌變法時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盧梭其人其學開始傳入中國。這一過程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前譯本時期，二是譯本時期，其分界線是1898年，此年，《民約通義》在國內出版。

　　在前譯本時期，我們目前看到的最早提到盧梭的文字，是1878年郭嵩燾（1818—1891）在巴黎寫的日記，日記中稱盧梭為「樂蘇」。同期，在日本的黃遵憲（1848—1905）已讀到盧梭的著作，因而認為「太平世必在民主」，即把民主作為中國未來的政治期望，但他又說：「然無一人可與言也。①」可見那時除了少數外交官外，還很少有人關注盧梭的民主理論。80年代傅蘭雅翻譯的《佐治芻言》（1885）中雖未直接提到盧梭的名字，但有些觀點來自于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一書，如「野人由於天賦，而文教則出於人為」。另外，書中多次出現「平等」的概念，如「惟文教之國，必使各類之人皆歸平等，斷不至有強弱相淩之事」。又說「一國之人，無論貴賤，皆當視為平等」。這些說法跟我們前文介紹的盧梭理論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②。

　　①參見《新民叢報》第13期（1902年8月）第55—56頁上發表的給梁啟超的一封信，轉引自瑪麗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盧梭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

　　②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佐治芻言》原著者不明，江南製造局，1885。

　　90年代，王韜（1828—1897）編著的《重訂法國志略》（1890），引用了日本高橋二郎用中文翻譯的《法蘭西志》中對「羅蘇」的描述①。而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英國馬懇西原著，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中出現了大段對於盧梭的評論，下面這段話很具代表性：法國又有羅索者，才智之士也。鼓動民心較福祿特爾為尤速。1753年，曾著一書，名曰《百姓分等之原》，曆指法國紊亂君臣之道之所有，又博考乎治國養民之法，侃侃而談，物一躲閃語。一時爭相稱善，萬喙同聲，舉昔日民間應讀之書及一切說部類書，盡行束之高閣。士子倡于前，常人相率和於後，家弦而戶誦者，無非羅索之書也②。

　　①參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第135頁。

　　②羅伯特·麥肯齊，《泰西新史攬要》，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轉引自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599頁。

　　參照我們前面對盧梭思想的介紹，書中文字雖有一點誇大盧梭理論的影響，如「舉昔日民間應讀之書及一切說部類書，盡行束之高閣」、「家弦而戶誦者，無非羅索之書也，」但基本上與事實相符，譯者並無對盧梭的理論進行改造和變形的意圖。此書基本上代表了前譯本時期盧梭思想傳入中國的情況。總之，在前譯本時期，盧梭的形象雖已有本土化的痕跡，但與其原形大體上相一致。

　　1898年，上海同文書局出版了《社會契約論》的第一個中譯本，書名為《民約通義》，這本書的底本是日本中江兆民用漢語譯的《民約譯解》。此書的出版宣告了盧梭學說在晚清傳播過程中譯本時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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