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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肯尼迪在第二天的電視講話中表明了他的決心和憤怒:

  「美國鋼鐵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鋼鐵公司同時採取了相同的行動,把每噸鋼的價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這是毫無理由的、不負責任的無視公眾利益的行為。

  「在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樣一個嚴重的時刻,我們正面臨著柏林和東南亞的重大危機,我們在致力於經濟恢復和穩定,我們要求後備軍連續幾個月離開他們的家鄉和家庭,要求軍人冒著生命危險,在過去的兩天內就有四個人在越南犧牲了。同時,我們還請求工會會員壓低工資的要求。就在我們正要求全體美國人民有所克制和做出犧牲的時刻,一小撮把追求個人勢力和利潤放在公共責任感之上的鋼鐵公司經理人員,竟然如此蔑視18500萬美國人民的利益,對此,美國人民同我一樣,是難以接受的。」

  接下去講時,肯尼迪的聲音是冰冷的:

  「……前些時候,我要求每個美國人考慮,他將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我也要求鋼鐵公司考慮這一問題,在過去24小時內,我們得到了他們的答覆。」

  肯尼迪不僅在輿論上爭取了主動,也開始採取行動反對漲價。

  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向總統報告說,鋼鐵工業的行動可能會使國防費用增加十億美元。這並非全部直接因為鋼鐵價格的上升,而是由於緊跟著鋼鐵漲價,所有其他經濟部門也將提高成本。肯尼迪就這個問題召見了麥克納馬拉。他同意國防部與沒有漲價的很小的盧肯斯鋼鐵公司訂立北極星裝甲鋼板合同,隨後,聯邦總務行政管理局、國際開發署和其他機構也做出了類似聲明。

  司法部召集了一個大陪審團去調查定價問題。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宣佈重新開始對鋼鐵工業進行調查。

  但這些都還算不上強有力的武器,都沒有提供撤銷鋼鐵漲價的措施。

  看來惟一切實可行的行動就是採取新的立法措施,通過立法限制鋼鐵工業,比如對鋼鐵工業徵收關稅和國內賦稅,可這會導致政府同鋼鐵工業的直接對抗,也將減少鋼鐵工業的就業人員,導致失業率的上升,考慮到這些,肯尼迪就不願通過立法這一途徑解決問題,但他保留了他這項權利,他說,如果短期內不能撤銷漲價,他將向國會提出立法建議。

  肯尼迪繼續展開輿論戰,他指示他的經濟顧問編了一份《鋼鐵實況》廣為傳發,通過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求各民主黨州長對鋼鐵漲價表示遺憾,並要求地方鋼鐵界人士不要加入漲價,政府發言人奉命參加各種電視訪問節目。參議院和眾議院中大多數人支持肯尼迪,全國的社評作者和專欄作家的大多數也一樣。

  羅傑·布勞和鋼鐵界的領袖被公眾抨擊得體無完膚。在這個時候,肯尼迪開始同那些保持不漲價的鋼鐵公司、有可能撤銷漲價的鋼鐵公司及與鋼鐵業有關的人士接觸,希望鋼鐵公司內部有人倒戈。

  這一分化策略的不少希望寄託在芝加哥的內陸鋼鐵公司身上。該公司的總經理被認為是一個工業政治家。果不出所料,在肯尼迪最感困難時,它宣佈不漲價,隨後,凱澤鋼鐵公司也做了同樣的宣佈,還有另一家公司,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宣佈,它將來至多僅考慮對某幾種產品有選擇地漲價。

  前景變得稍為明朗一點。宣佈不漲價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時還搖擺不定的阿姆科鋼鐵公司,大概擁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鋼鐵生產力,如果它們堅持不漲價,就可能使其擁有的生產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這意味著他們從那些宣佈漲價的公司手中搶走了百分之十的生意,可事實上,沒有一家公司願意放棄那額外的百分之十裡邊的任何一宗生意。因而價格就會降低。所以,努力的對象移到了阿姆科鋼鐵公司。

  在對阿姆科鋼鐵公司施加影響的同時,肯尼迪也沒有放棄與美國鋼鐵公司這家最大的鋼鐵公司和談的機會。畢竟最迫切的是需要撤銷漲價,戈德堡被派到紐約與羅傑·布勞進行秘密會談。有取得一致的可能,但過程艱難,肯尼迪通過他的官員表示,鋼鐵工業與政府之間的氣氛日見緊張,他對能否制止較為急躁的國會議員採取嚴厲的立法措施表示懷疑。

  事情的發展有些出人意料。當戈德堡還在同羅傑·布勞爭論時,鋼鐵工業中堅持不漲價的公司已經取得優勢,全國第二家最大的鋼鐵生產者伯利恒公司——它是內陸鋼鐵公司在中西部市場上和凱澤鋼鐵公司在西海岸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也是國際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經撤銷了漲價的決定。

  伯利恒公司的通告為白宮帶去了歡樂,肯尼迪當時已經踏上了檢閱大西洋艦隊的旅程,當他抵達目的地時,他聽見了更好的消息:美聯社紐約電——美國鋼鐵公司今天撤銷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鋼鐵漲價。

  此時,距羅傑·布勞去白宮晉見約翰·肯尼迪大約72小時。在這72小時裡,肯尼迪再一次顯示了他的能力:動員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與工具,來使他的綱領、他的威望和他的職位免受一次嚴重的打擊。

  勝利的約翰·肯尼迪顯得寬宏大量,失敗的鋼鐵界中有些人則開始攻擊他。有一幅漫畫描繪了一個發怒的美國經理人員對另一個經理人員說:「肯尼迪這傢伙認為是他在管理這個國家!」事實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確在管理美國。

  不容約翰·肯尼迪歇氣,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紐約證券市場暴跌,是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個月裡,道·瓊斯平均指數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領導把這種困境歸於肯尼迪同布勞的對抗,但事實並不站在他們一邊。他們忘記了股票價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經開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價格暴跌,以及連續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續四周的連續下跌讓肯尼迪剛鬆弛的弦又繃緊了。他在5月29日召開了內閣緊急會議,這次會議除了決定催促通過一些懸而未決的經濟法案以外,還考慮了三個新的行動步驟。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開講話,使全國消除疑慮,把行情的波動置於正確的地位,回顧一下經濟的基本實力,拿現狀與1929年的情況進行對比,並號召公眾保持鎮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棄了這條路,他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發表全國性的公開電視講話只會把驚慌傳給更多人。第二個方案是考慮降低保證金——股票購買人賒購股票時必須交付的現金的百分數。這個方案也遭擱淺,因為沒有什麼跡象表明,缺乏信用貸款是市場急需解決的問題,而公眾則會認為,任何緊急行動都可能被解釋為承認有嚴重困難。第三個方案是把所得稅「暫時」削減50至100億美元,但國會不會通過此項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場又開始繁榮,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並從那個高度繼續上升。保證金在危機高潮後的六個星期後還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機給肯尼迪上了一課,讓肯尼迪品嘗驚險,也給了他機會。讓他在1963年的經濟領域內有了大展宏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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