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15)_西奧多·索倫森

一一五

　　3．我們的戰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導彈進攻，非核力量在戰備師、空運能力和戰術空軍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支切實有效的反暴動力量則根本就不存在，庫存武器中某些主要武器完全缺乏，而其他的又超過需要。

　　4．不根據實際會出現的緊急狀況而事先作出的無的放矢的決議太多，而五角大樓制訂的應付各種突然事件的計劃則太少。陸軍依賴空運，但空軍卻無力滿足空運的需要。空軍儲存了只夠打幾天仗的物資，而陸軍的儲存物資卻能夠維持一場為期兩年的戰爭。

　　結果，這位國防部長彙報說，在作出某些基本分析之前，他無法回答總統提出的所有問題。他要求對他本人提出的九十六個問題（這些問題震動了五角大樓，通常被稱為麥克納馬拉的九十六隻喇叭）作出詳盡的答覆。但是這時候，無論是過分拘泥於形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機構還是內部傾軋激烈、一盤散沙的五角大樓都無法對這些問題提供確切的答覆。不過麥克納馬拉瞭解到的情況已經足以支持總統在第一份國情咨文中宣佈增加空運能力和加速生產北極星導彈的計劃。同時，他也很贊成這篇諮文所作的指示，即國務卿「應重新估計一下我們的整個防禦戰略——我們履行所承擔的義務的能力……以及我們現有的常規力量和核力量是否足夠、是否已現代化以及是否具有機動性。」

　　沒有一個剛上臺的總統曾經對防禦設施進行過比他更為徹底的重新審查。肯尼迪希望在一個月內便完成這一任務。「我們正盡力把一項耗費畢生精力的工作壓縮到二十天之內完成，」麥克納馬拉說。不過他把這項工作比作一個建築師未研究房屋建築的基本概念，便設計新的房屋。

　　這個月還未過去，報告就送來了。總統在與他的白宮班子（邦迪、威斯納、索倫森），國防部人員（麥克納馬拉、吉爾帕特裡克和負責審計的助理國防部長查爾斯·希契）和預算局人員舉行的一連串會議上，幾乎對國防預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細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他增加了近三十億美元的撥款，通過取消過時的或重疊的項目部分抵償了增加的撥款。闡明這些修改情況的3月28日總統致國會的特別諮文，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個特點是它第一次全面闡述了敵我雙方擁有核力量的時期所要採取的前後一貫的國防原則。

　　1．我們軍備的首要目的是維持和平，而不是進行戰爭。……當今世界面臨的基本問題不是能用軍事手段解決的。無論是我們的戰略，還是我們國民的心理，當然還有我們的經濟，都決不能依靠永遠維持一個龐大的軍事體制。

　　2．我們的軍備決不會在任何攻擊中用來發出第一次打擊。這樣做並不是承認軟弱而是力量的顯示。我們必須抵消任何可能會讓侵略者得到的好處，辦法就是……增強經過敵人第一次打擊後依然存在下來的那一部分部隊的力量。

　　3．我們的軍備必須是充足的……不受強行規定的預算最高限額的約束。

　　4．我們的軍備在任何時候，在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都必須受到文職官員的最終控制和指揮……其中包括有關使用核武器或使小規模戰爭升級為大戰的所有決定。

　　5．我們的戰略武器和防禦力量必須足以阻止對美國或我們的盟國蓄意發動的任何核攻擊。

　　6．我們的部隊與盟國的部隊聯合起來的實力和部署，必須非常強大、非常有機動性，足以防止敵人通過有限戰爭不斷侵蝕自由世界。這種作用應該成為我國海外武裝部隊的首要使命。

　　7．我們的防禦姿態必須既是靈活的又是果斷的……我們的反應……必須是適當的（和〕有選擇的……在確定時機、範圍和目標時，可以進行周密的考慮並辨別各種不同的情況……

　　8．我們的防禦姿態，旨在減少發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考慮的全面戰爭的危險。

　　§文官的控制

　　總統的上述諮文和隨後發表的有關軍事政策的聲明還具有另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它反映了文官對決策的控制。「我和國防部長，」總統在諮文中說，「聽取了我們的高級軍事顧問的熱誠意見……但是我沒有把憲法賦予我的決策責任委託給任何別人。」在隨後充滿危機的歲月中，除了在「豬灣事件」這一章中已經提到的那一例外，他行使了他的總司令的全權。

　　防禦政策與外交政策的結合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緊密。總統對空軍學院說，在目前世界範圍內的鬥爭中，沒有一個問題是純軍事的或純政治的。我們在防務、裁軍、外交和對外援助方面也沒有單獨的政策——「它們全都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全面的國家安全政策。」為了解決五角大樓一場由來已久的辯論，他向參謀長聯席會議發佈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指示，要求他們提出意見不要光是立足於狹隘的軍事考慮上面，還要以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因素作為根據。

　　在決定軍事預算和戰略時，肯尼迪和麥克納馬拉不再僅僅是相互對立的各軍種所提要求的仲裁者。他們成了組織者、設計者和分析者，組織起專門小組來，分發出各種徵詢意見表，堅持取得各種抉擇方案、確切的事實和精細的比較。雖然早經敦促，但由於受到激烈抵制，他們未曾把各軍種統一為一個機構，只是把他們所作的努力統一起來。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使三個軍種的預算、兵力水平和戰略第一次有了密切的配合，並打破各軍種傳統的界線，根據戰略報復部隊、大陸空軍和導彈防禦部隊、一般部隊、空運和海運部隊以及預備隊和國民警衛隊的職能來分別制訂預算。例如，新建立的聯合進擊司令部就是在一個陸軍上將和一個空軍中將的領導之下把戰略陸軍預備隊、戰術空軍司令部以及支援的空運單位的作戰部隊合併起來的。我們北極星導彈力量的大小不冉取決於海軍造船預算的規模，而是取決於我們全面的戰略需要和其他武裝部隊所作出的貢獻。例如，通過提供海軍和空軍都可以使用的新型的實驗戰術戰鬥機，我們便減少了重疊的武器系統的數目。當戰略重心從轟炸機轉向了導彈，易受攻擊的海外導彈基地由北極星潛艇所取代，而部署在美國的噴氣式飛機空運的部隊也被視為適用於國外戰線的武裝力量的一部分時，其他一些一向占支配地位的軍事裝備終於向現代化的武器系統讓路了。

　　有人抱怨說肯尼迪在作出這些重大的改革時繞過了他的軍事顧問。事實恰恰相反，他即使不是經常地，卻是定期地與參謀長聯席會議會晤的。但是總統把軍事決策集中在他的文職部長的辦公室裡。麥克納馬拉不僅依靠各參謀長，而且依靠一大批卓越的文職助手。這班年輕人擺脫了各軍種之間的偏見，完全根據所需經費、可供選擇的方案和便於管理等來考慮問題，這使軍界的一些派系及其在報界和國會中專門為軍方辯護的人感到失望。這些「神童」——人們給他們起了這麼一個綽號——用經濟、政治和其他分析來充實陸軍將領和海軍將領的軍事經驗。

　　在他留用的三軍參謀長中，他最中意的人物是海軍陸戰隊司令戴維·肖普。肖普雖然不常講話，偶然發表的評論卻總是幹脆利落、深思熟慮和胸襟開闊的。總統在豬灣事件以後確信除了肖普外，邦迪的文官班子或留用的其他參謀長都談不出他需要聽的軍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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