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14)_西奧多·索倫森

一一四

　　然而，接觸和交換意見在繼續進行。肯尼迪常常把這個問題同奧地利問題相比擬。奧地利問題經過好幾年的毫無結果的討價還價，到赫魯曉夫執政後突然產生了一個蘇聯一西方協議。可是甚至在1963年，在古巴導彈危機和禁止核試驗條約有助於改變討價還價的氣氛以後，還沒有達成或將要達成一項協議。不過，赫魯曉夫取消了他的壓力並終止了他的威脅，而總統相信，我們表明談判的意願——通過堅持合理解決的可能性，通過把蘇聯作為一個大國看待以及使全世界知道不是我們不願妥協——已為和平保衛西柏林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為了爭論下去而「爭論下去，爭論下去」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而既然壓力已不存在了，肯尼迪也沒有努力提出任何新的解決辦法。

　　在1963年，牆依然矗立在那裡，可是東德人為打開貿易往來而開始提出一些建議。西柏林仍然是一個處於危險中的城市，一個深深地座落在被禁閉的東德之內的自由和繁榮的孤島。意外事件仍然時有發生——包括1963年秋天的不體面的爭吵：西方軍隊在高速公路檢查站是否需要下車或把卡車尾板放低以便計數。可是西柏林的通道仍然暢通無阻——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並且一度擔心的毀滅性的核戰爭、西方聯盟的垮臺以及單方面的和約都沒有發生。肯尼迪總統說過：「我想（共產黨人）認識到，西柏林對我們來說是關係重大的……我們將要留在那兒。」

　　西柏林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在1963年6月26日給予約翰·肯尼迪的歡迎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熱烈的一次。歡迎隊伍的規模，他們的歡呼聲以及從他們眼中所流露出來的希望和感激的心情，使我們一行中的一些人感動得流淚——甚至在我們視察柏林牆以前就這樣。總統——他後來說，他的旅行使他更為深刻地理解到德國最終重新統一的必要性——感動得即席發表雄辯的演說。他在一次工會會議上講：「當我今晚離開時，美國仍留在這兒。」他對駐紮在這個城市的美國軍隊說：「你們現在是他們的人質。你們是……箭頭。」在柏林市政廳勃蘭特市長舉行的午餐會上，他提議為「柏林牆兩邊的德國人民（和）牆兩邊的自由事業」乾杯。

　　在市政廳外的平臺上——從那裡就我視線所及，只看到頌揚著「肯尼一迪」、「肯尼一邊」的一片人海——他發表了一篇最為激動和鼓舞人心的講話：

　　兩千年以前，最令人驕傲的豪言壯語是：「我是羅馬公民。」
　　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驕傲的豪言壯語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許多人真正不理解——或者口頭上說不理解
　　——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重大爭端是什麼。讓他
　　們到柏林來吧。有些人說，共產主義是未來的浪潮。讓他們到
　　柏林來吧！……甚至也有少數人說，共產主義確實是一種不
　　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們能夠取得經濟進展。「讓他們到柏林
　　來吧！」

　　自由遇到許多困難，民主也還不完善，但是我們絕不需要
　　築起一堵牆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

　　我們……期望有一天在一個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這
　　個城市——以及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偉大的歐洲大陸——將
　　合成一個整體。當這一天最後到來時——這一天是會到來的
　　——西柏林人民可以對這一事實感到合乎情理的滿意：他們
　　一直在第一線戰鬥了將近二十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們居住在那裡——都是柏林的
　　公民，因此，作為一個自由的人，我以能說「我是柏林人」這句
　　話而感到自豪。

　　在我們當晚啟程越過東德上空飛往愛爾蘭時，總統還為他所受到的接待而興高采烈。他說，這將使所有美國人都認識到，他們的努力和所冒的風險已贏得了感謝。他要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紙便條，「在有些洩氣的時候打開它，」上面他將寫下幾個字：「到德國去。」

　　我覺得當他進入「空軍一號」座機機艙時，他的神態比那天人們對他歌頌時更自豪，更愉快。這種自豪和愉快的神態，反映了他對自己不怕危險和詆毀，為使西柏林保持自由做了必須做的事而感到滿意。當他疲倦而愉快地在我對面坐下時，他說，「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將永遠不會再有象這樣的一天了。」

　　◎第十九章　箭

　　在約翰·肯尼迪喜歡引用的所有丘吉爾的名言中，他最喜愛的一句是：「我們為談判而武裝。」肯尼迪認為，武裝美國可以提供討價還價的實力，並為裁軍會談和外交提供後盾。他在1961年還認為，需要採取迫切的步驟以確保「我們的武裝肯定是足夠的」。

　　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將軍，他認為我國的軍備肯定已經足夠了。這就使肯尼迪的任務變得更為困難。「我為此貢獻了我畢生的精力，」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60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回答防務方面的問題時大聲疾呼地說，「我認為，我幾乎比國內任何別人更瞭解這個問題……防務問題已經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處理。」後來在1963年，當他抱怨肯尼迪的龐大的軍費追加開支時。他曾說，「我任內所留下的防務預算已為我國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約翰·肯尼迪則有著不同的看法。1940年，他作為一個學生作家曾經寫道：「我們必須使我們的軍備永遠同我們承擔的義務相適應。」在五十年代，他作為一個參議員，曾對我們是否已這樣做表示極大的懷疑，同時他強烈反對實行削弱陸軍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過分依賴「大規模報復」的方針。1960年，他作為總統候選人，曾反復要求加強我國的核力量和常規力量。1960年12月下旬在我們審查了預算和計劃之後，他作為當選總統曾向他的新任國防部長連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問題：

　　現在是否應該提出一項補充防務預算……是否應該為北
　　極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導彈……防空警報體系……大陸防禦
　　……常規力量現代化……空運能力……等項目追加經費？〔我
　　們）必須著手對我國的防禦戰略、目標和能力……由人駕駛的
　　飛機的地位……航空母艦……目前的軍隊實力……國外基地
　　……三軍軍種和軍事使命的重疊……各種情報工作的協調
　　……指揮和控制系統，特別是關於使用核武器的權力……預
　　備隊和國民警衛隊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計。

　　同時，他告訴了麥克納馬拉關於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項改變：「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允許提出事先確定的、武斷的財政開支限額來規定戰略或兵力的水平。」我們的戰略將取決於我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我國的兵力水平將取決於我國的安全和我們承擔的義務的需要。肯尼迪的預算局局長和白宮的助手們將與麥克納馬拉合作，以盡可能低的費用提供任何必須提供的軍備。「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資一樣，」肯尼迪在1960年談到防務費用時說，「這等於用我們的錢去下賭注。不這樣的話，就得用我們的生命去下賭注了。」

　　新政府就職後不到一周，麥克納馬拉向內閣作了彙報，然後詳盡地向總統彙報了他在五角大樓所發現的情況：

　　1．用大規模核報復戰略應付一切軍事和政治侵略，是我們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們的敵人中沒有人相信的一種戰略。這一戰略造成了我國常規力量的嚴重削弱。

　　2．對國家安全規定一個最高的財政開支限額，就使軍事戰略在事先確定的預算中居於從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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