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07)_西奧多·索倫森

一〇七

　　肯尼迪通過歐洲電視臺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這些信念，他在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同英國的麥克米倫進行的一些頗具成效的私人會談中也重申了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離開歐洲大陸時確信——根據市民，領導人和新聞界的反應——「我們承擔的義務及其持久性已經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領導人的接觸

　　在肯尼迪執政的第一年裡，他平均每週親自會見一個以上外國政府的首腦和政府高級官員，以後他也常常這樣做。他出國訪問過十一個外國政府首腦，並在白宮接待過五十多位總統、總理、首相和王公貴族等。他對每次會晤都作好準備——無論是會見法國總統還是多哥總統——探討關於別國的全部現有的資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問題。他憑記憶列舉出當地的統計數字，引用他們的著作或歷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帶記錄本，這使他的東道主和來訪者得到深刻的印象並感到高興。

　　由於肯尼迪自己的出國旅行受到限制，他同其他國家首腦保持著大量的書信往來——分別接見為數很多的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和其他官員——派他的妻子、弟弟羅伯特、副總統和其他人出國訪問——鼓勵國務院官員在出現特別危機時直接與他們的對手打交道，而不要通過信件或大使——通過一年一度的內閣聯席會議改善我們與日本的關係。在一種前所未有的關心和培育外國首腦個人威信的努力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請他們訪問白宮。

　　每位來訪問的貴賓總被帶到樓上肯尼迪夫婦的住房參觀（例如，有一次肯尼迪把卡羅琳從午睡中喚醒，讓她會見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國王），讓客人欣賞肯尼迪夫婦感到自豪的印度油畫和法國家具。肯尼迪注意到他陪同一位總理去乘的大轎車已經很陳舊，發覺這輛汽車原來是從殯儀館租來的，於是立即命令作了新的安排。他對巴黎大道上排列成行的儀仗隊獲得了深刻的印象，於是在白宮舉行國宴時也安排了同樣的儀式。他認為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作為正式歡迎來賓的地方未免有些寒酸，便規定用直升飛機接到白宮的南草坪舉行歡迎儀式。

　　高級人物湧向華盛頓的盛況是空前的，這使我們不大安排具有各種繁文縟節的三天的「國事訪問」，而較多的安排僅在白宮共進一頓午餐的「工作訪問」，以及採取兩天的既是工作訪問又是國事訪問的折衷辦法。肯尼迪幾乎總是對這些會談比對同許多國會議員舉行的小型座談會更感興趣，他常常使外賓逗留得超過原定的時間，即使在有緊急事情要辦時也是這樣。他對他們的問題和政治情況的興趣，對他們的需要和觀點的廣泛知識，他的機智和魅力，以及肯尼迪夫婦給予來賓的無比熱情的慷慨款待——由肯尼迪親自審閱菜單的豐盛的白宮宴會，眼花繚亂的藝術表演，以及使收受者稱心的禮物——這一切都有助於使肯尼迪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建立起親熱的聯繫來。

　　這些對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尤其是對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特別重要。他們喜歡他在移民、裁軍、外援、剛果問題、老撾問題，尤其是民權問題上所作的努力（事實上，肯尼迪還曾特別著意地把他的民權演講連同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一起，送給每一位非洲國家的首腦）。他們特別歡喜他親自關注他們的願望和憂慮。甚至加納的恩克魯瑪——他曾經譴責過美國暗殺剛果前總理盧蒙巴以及其後使恩克魯瑪的泛非政權的幻想成為泡影——也對這個美國總統抱有好感。肯尼迪贈給蘇丹總統一支特製的獵槍；蘇丹總統帶著感激的微笑對總統說：「在我的國家裡有一千三百萬人民和一億頭野獸。」肯尼迪在接受海爾·塞拉西皇帝對他處理民權問題的讚揚時，建議他同羅伊·威爾金斯和司法部長會晤。新獨立的坦噶尼喀的朱利葉斯·尼雷爾是他最歡喜的外國領導人之一。他微笑著問尼雷爾：「你倒說說看，當一個大國的第一個天主教總統的滋味如何？」

　　肯尼迪對印度總理尼赫魯任用仇視西方的克裡希納·梅農和他在1961年底明目張膽地奪走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果阿頗為不滿。但是第二年，尼赫魯的女兒到美國作非正式的講學旅行而在華盛頓作短暫停留時，她吃驚地接到了總統親自打給她的電話。他提醒尼赫魯的女兒，由於發生了果阿事件，美國國會正在考慮砍掉對印度的一筆援助款項，而全國各地的新聞記者則可能會試圖使她與美國國會對立。他還把他自己為記者招待會作準備的技巧向她作了介紹，並向她提出了一連串她在旅行中可能被問到的最棘手的問題。

　　肯尼迪自己在記者招待會上所作的答覆和他在國外旅行時公開發表的聲明——以及在國內發表的影響到外國的聲明和演說——不僅分發給各國政府的首腦，而且也向他們的選民們播送。艾夫裡爾·哈裡曼說，「他說動了政府首腦，還一直說到公眾的心裡去。」他特別欣賞有幾次在白宮草坪上對外國學生的談話。在一次他進行這樣的談話時，人群簇擁著他，他的領帶別針和手帕全丟了。他回來告訴我的時候，語調是高興而不是生氣的（撿到領帶別針和手帕的兩名印度尼西亞學生第二天就把這些東西送了回來）。

　　1963年夏天肯尼迪的西歐之行受到了華盛頓專欄作家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等東道國的政府都正處於過渡階段，因而使談判變得很困難。但是肯尼迪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去和各國政府商談，而是緊接在戴高樂對美國的指責後去向公眾說話的。他說，他這次旅行涉及「美國和西歐之間的關係……這對我們，而且，我希望，對（歐洲）人民來說，也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

　　不管怎樣，他認為他的這次旅行已經贏得了人們對美國及其個人日益增長的尊敬，這一點是他感到滿意的。然而他認為「世界輿論」既不是一種鑒別事物的論據，也不是一種可以依賴的力量。

　　他說，由於美國充當世界領袖的角色，它常常會捲進朋友和盟國的爭吵中去。爭吵雙方都尋求我們的支持，有時還要求我們充當調解人。爭吵雙方對我們的立場都感到滿意是不大可能的。在中東和在印度次大陸，他積極地致力於恢復和睦，然而由於爭論雙方都表示懷疑，結果大半毫無成效。不過1962年在西新幾內亞領土問題上多少暫時取得了成功。這是荷蘭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發生激烈爭執的一個問題。為了避免發生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荷蘭人不想打的，而印度尼西亞人在蘇聯的大規模支持下是極想打贏的——為了加強印度尼西亞國內溫和派的地位——這是避免共產黨人最終接管這個國家的唯一希望所在——肯尼迪派出了優秀的外交家埃爾斯沃思·邦克大使作為聯合國的調解人。

　　某些美國外交官主要關心荷蘭人和澳大利亞人提出的抱怨，而不大在意我們的聲望最終在某些亞洲中立國家中的升降，因而對總統的這一努力並不熱情支持。然而，「我們唯一關心的是……和平解決，」肯尼迪說。「我們認為，這是符合有關各方的長遠利益的。調解人的角色並不是一個愉快的角色，（然而）我們打算使人人惱火，如果事情取得某些進展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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