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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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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立一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核力量的建議,自從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克裡斯琴·赫脫在1960年第一次公開鼓吹以後一直都在進行研究。1961年5月,肯尼迪在握太華發表的一次演說中,曾向北約組織司令部保證提供五艘北極星潛艇,不過它們將仍歸美國控制。同時,他還含糊地談到,「一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規力量的目標實現以後,只要我們的盟國提出要求並認為可行的話,」最終將建立一支「北約組織的海上力量,這支力量將真正歸多邊所有和控制。」這是有意把主動權留給我們的盟國,讓他們提出一項可行的計劃,並且首先去履行它們在常規力量方面的份內的義務。由於肯尼迪認為這兩件事他們大概都不會做,所以他當時對這問題沒有進一步多予注意。可以肯定地說,在採取促進歐洲統一的進一步步驟之前——特別是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前——他不會優先考慮這,問題的。 但是在拿騷,肯尼迪受到的壓力是要他提出某種計劃,如他所說的,「以履行我們對英國的義務」。他最後提議在北約組織內向麥克米倫提供北極星導彈(不提供潛艇或彈頭)。1962年12月的拿騷條約宣稱,除非在英國的「最高國家利益面臨危險時」,攜帶這些導彈的英制潛艇將劃歸北約司令部指揮,然後再發展而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支多邊核力量指揮。總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應具有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由各個國家指揮並提供人員,另一部分則歸國際所有並由北約組織成員國的政府「共同提供人員」。拿騷公報將這兩部分全稱為「多邊的」,這引起了相當的混亂,因此我們後來僅對第二部分保留了這一用語、這就是大家知道的「多邊核力量」。但是由於國務院的專家不在場而美國內部的態度尚未取得一致,雙方對於這一用語的真正意圖和要求都不很明確,所以公報還包含著其他一些故意的含糊之處,以致後來英國人、國務院和五角大樓都對它作了不同的解釋並強調了不同的重點。 之所以提出在拿騷作出的這些決定,是有下列許多理由的: 1. 2.把美國對英國的優待減少至最低限度——但這些決定在某些方面看來反而強調了這種優待, 3.反駁關於美國壟斷核武器的種種指責——但由於美國保留否決權,多邊核力量的概念引起了對這種壟斷的新的攻擊; 4.加強西方的戰略防禦力量——但沒有一個人否認多邊核力量的真正目的是政治性的,它使這種戰略防禦力量充其量不過增強了百分之一、二。 1963年間,多邊核力量的建議在總統的議事日程上從首位逐漸下降到末位。但他不願把它從議事歷程上完全去掉。他理解生活在俄國中程導彈陰影下的盟國的願望,他們想加入有威望的「核俱樂部」,並對關係到他們的安全的決定希望有一定的發言權。他並不迷信國家主權的概念,而願意接受歐洲更直接地參與建立核威懾力量,以防止核力量擴散到更多的國家。根據歐洲的反映來判斷,多邊核力量顯然並未解答這個問題。但是肯尼迪說,「任何建議都有缺陷,那些不喜歡我們的建議的人應該提出他們自己的建議。」 從1958年以後,夏爾·戴高樂將軍確實擅自代表歐洲說話——至少是代表西歐大陸說話了。古巴導彈危機及其結果使戴高樂能爭辯說,柏林和西歐實際上已不再處於被遏制了的赫魯曉夫的危險之下,是核力量而不是常規力量造成了這種變化,還說歐洲的防務在美國優先考慮的軍事項目中已經「移至第二位」了。拿騷會談使戴高樂能表明,歐洲大陸建立獨立的核力量的機會將在大西洋聯盟中淹沒,歐洲正被要求負擔美國威懾力量的部分費用,而麥克米倫(僅在幾天以前,戴高樂曾在朗布依埃同他舉行了會談,他沒有提供給戴高樂任何核援助)已決意使「海上島國」不列顛依附於美國而不是依附於歐洲。由於美國國際收支情況不斷惡化,戴高樂進一步放大了膽,迅速而不夠穩重地行動起來——以1963年1月他舉行的一次刻薄的記者招待會為開端——(1)拒絕了關於提供北極星導彈的建議和關於多邊核力量的概念,再一次堅持建立一支獨立的法國核力量;(2)正當英國進入共同市場的長期談判接近成功之際,提出英國過於依附美國而否決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3)與阿登納簽署了一項新的合作條約,這樣就暗中把西德拉到他一邊去;(4)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撤出更多的法國軍隊;(5)挫敗了共同市場各國加速實現政治一體化的努力。 在他那次著名的記者招待會上,正如在隨後他為這些令人驚異的話辯護而發表的聲明一樣,戴高樂巧妙地利用了歐洲人對美國的核壟斷和美國巨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對歐洲事務產生的影響所感到的憤懣情緒。他還喚起歐洲人的自尊心,要他們拒絕依靠一個遙遠的國家來決定他們的生存和賴以生存的手段。同時,他喚起歐洲人的猜疑,要他們防止英美人來支配他們。他利用了歐洲人的一些擔心,說美國不會為了拯救他們的城市而使自己的城市冒風險,說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談論非核武裝力量,意味著要削弱我們在核武器上所承擔的義務,還說肯尼迪在古巴事件上的姿態表明,在一場蘇美交易或戰爭中,西歐有被犧牲的危險。他還對歐洲人泰然自若、只求節約開支、不想加強地面部隊,一味依賴法國的核力量,認為這樣就可以使莫斯科相信,一旦有事,美國的核力量是會被拉進來的想法發出了呼籲。戴高樂說,眼下既然美國也會受到攻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特別是美國沒有一個人——能夠說,美國是否會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時、何地、如何、在何種程度上會使用核武器來保衛歐洲。」 然而,戴高樂那種變幻莫測的策略,往往甚至使他自己的內閣也感到驚訝。因此,一份不很可靠的外國情報在1963年年初曾使肯尼迪吃了一驚。「據正式的和可靠方面的傳說」,戴高樂和蘇聯已經達成或即將達成一項秘密協議,要求在中歐實行非軍事化,其地區包括整個德國、希臘和土耳其在內,逐步從德國和法國撤出美國軍隊以及承認奧得-尼斯河線。這種說法同赫魯曉夫和戴高樂兩人的需要和願望都是十分符合的——刁難美國並「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戴高樂愛說的一句話)控制著歐洲——因此應該加以核實。幸而,它被證明是無稽之談,但是這種可能性促使肯尼迪在隨後的一連串會談上提出了許多質詢。 總統委派戴維·布魯斯和迪安·艾奇遜提出報告並召集所有的大使和西方問題專家在1月和2月間舉行了一連串冗長的會議,調查研究和重新估計了這一問題。在這些會議的基礎上,總統作出決定認為在戰略上不需要作根本的改變,其理由有以下四點: 1.甚至最驕傲、最多疑的歐洲人也拒絕站在戴高樂一邊攻擊北約組織和美國人。在戴高樂的夢想能夠實現以前的漫長歲月中,他們珍視美國同他們的關係,並且認為這種關係比之同蘇聯人的關係可取。而且在戴高樂一阿登納的家長式統治下,他們在歐洲統一中的利益也不會得到滿足。 2.他們的基本分歧是在於採用的方法和關於英一美參與其事的問題,但是總統說,「自由的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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