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03)_西奧多·索倫森

一〇三

　　加文大使後來常說：「戴高樂那項斷然的聲明說，美國應不干涉歐洲事務……只在需要的時候才擔負起責任來……他這種冷酷強硬的態度幾乎使我大吃一驚。」肯尼迪倒並沒有大吃一驚。1961年，他在戴高樂的。回憶錄。中看到過，並且從戴高樂的嘴裡也聽到過這一番議論。然而，他說，他們的會談「是再親切不過的，我對他也是再信任不過的了。我發現戴高樂將軍……是一個關於未來問題的明智的顧問……他對我們坦率地闡明自己的立場遠比在表面上顯得意見一致更感興趣」。總統並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將軍僅僅是一位懷念過去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者。但是他卻同意另一種看法：認為法國總統是容易生氣、毫不妥協、妄自尊大、反復無常並且是難以取悅的。

　　例如，戴高樂常常談到需要改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鑒於該組織成立後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肯尼迪也認識到這樣做是有好處的。我在總統訪問之前先到巴黎去安排訪問事宜。在這期間，法國外交部一再暗示，由於戴高樂不是那種提出要求的人，肯尼迪應該就如何改組北約組織的問題徵求他的意見。（顯然，戴高樂自己的下屬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肯尼迪就徵求了他的意見，但是他得到的只是含糊而籠統的答覆。將軍確實對肯尼迪說過，他認為應把聯盟組織起來，以便對共產黨人在柏林的每一行動作出迅速、有效的反應。

　　但是在兩個月內，他對一切建議既不參與還表示反對，這就使那種態度根本不能實現。他還告訴肯尼迪，艾森豪威爾那種原則上同意、實際上不行動的習慣使他感到失望，並說多作一些政治和軍事磋商是有必要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爾一樣，也不願意接受戴高樂提出的關於組成三人理事會的計劃，因為在這個理事會裡法國將代表西歐大陸所有的國家說話。但是他同意他們兩人之間應更多地舉行會談，並同意在外長級和參謀長級上進行更密切的磋商。

　　然而，這個協定也一無結果。戴高樂對肯尼迪給他的關於核問題和柏林談判的一些信件的答覆是尖銳的、含糊的，或既尖銳又含糊；電話聯繫的嘗試由於兩人都使他們的譯員不知所措而失敗了，所有要同將軍或他的代表再次會談的邀請都被彬彬有禮地擱置下來。例如，1962年9月，戴高樂通過阿爾芳帶口信來說，他喜歡肯尼迪，喜歡他們上次的會晤並樂於和他再次會晤，然而由於在一長系列問題上要達成牢固的協議似乎不大可能，所以會晤時機還未成熟。（這個口信與肯尼迪本人拒絕同赫魯曉夫舉行最高級會議極為相似。）1963年下半年，將軍勉強同意于次年3月訪問美國。阿爾芳大使建議會晤地點在棕櫚灘。肯尼迪說，「要是讓戴高樂看到美國生活最不好的一面，那可糟透了。科德角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那裡在3月份不會比科龍貝雙教堂（戴高樂所住的地方）更陰暗一些。」

　　肯尼迪對戴高樂在政策和立場上的自相矛盾之處持幾分譏諷的態度。這位將軍贊成在東南亞（他在那兒是沒有力量的）實行中立主義，卻不贊成在非洲實行中立主義（他在那兒不是沒有力量的）。他相信盟國應強有力地抵抗共產黨，但是卻常常挑起一些只能削弱這種抵抗的分裂。他感到可以任意使聯盟在政治上產生分歧，因為它在軍事上保護著他。他想成為北約組織中的領袖，但是卻從這個組織中撤走了他的軍隊。他想代表共同市場發言，但是他卻經常對它加以妨礙。「他和我們不同，」肯尼迪懷著驚訝甚於惱怒的心情私下說，「他承認蘇聯在奧得一尼斯河問題上的立場，同東德人進行廣泛的貿易並且接受德國的分裂——然而他卻想使西德政府相信他比我們更親德、更反共。」戴高樂拒絕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拒絕償付他拖欠的聯合國的款項，也不肯參加裁軍談判。的確，肯尼迪注意到，在同美國的關係中，他似乎寧願保持緊張局面而不願保持親密關係，為的是想以此來顯示其自尊心和獨立自主。

　　儘管存在著這些分歧，兩人卻始終互相都很欽佩。戴高樂在1961年以異乎尋常的熱情為肯尼迪的「智慧和勇氣」祝酒。傑奎琳也使他很入迷，他告誡她在維也納應當提防赫魯曉夫夫人，而肯尼迪夫婦從華盛頓一拉斐特通信集中親自挑出來作為禮物送給他的一封原信使他深為感動。據報道，美國總統沉著地準備行使他的核責任的那種「出色品質」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肯尼迪離開巴黎時，戴高樂說；「現在，我對貴國更為信任了。」（據一位和我們在一起的觀察過戴高樂對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態度的老資格的外交官說，這並不是誇張，而是非常含蓄的讚揚。）

　　約翰·肯尼迪情不自禁地對戴高樂很欽佩。他欽佩他一心想恢復一個地理上比得克薩斯州還小的國家的榮譽和偉大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和幹勁，欽佩他的使法國轉弱為強的能力、他的風度、品質和語言莊重等等。他公開地說；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戴高樂將軍將一如既往堅定地承
　　擔起他的責任來……我們並不尋求那些與我們意見一致的
　　人，而是尋求那些……對西方的防務承擔義務的人。我相信戴
　　高樂將軍就是這樣一種人。所以我們會融洽相處的。

　　實際的情況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聯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諧看作是目標本身。他關心聯盟所面臨的具體問題，諸如柏林問題、貿易談判問題以及美國的國際收支問題。但是他感到，當西方聯盟已經不再象一度曾是我們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時，當歐洲自己的實力已經使它能較為獨立地闡明其觀點時，我們的國務院的傳統卻還在引導我們從西方聯盟出發來考慮對外政策方面的每個問題。他傾向於在某種程度上把聯盟的其餘國家同國會一樣看待——即是一個必需的、但並不總是受歡迎的夥伴，他並不總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並不總能接受它的意見，而同它保持一種不愉快的關係似乎是在所難免的。正如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表明的那樣，當他獨力承擔起責任時，他表現得最好。

　　他引用了拿破崙的話：他所贏得的一切勝利都是他同盟國進行了鬥爭的結果。又引用了丘吉爾的話：任何聯盟的歷史都是相互指責的歷史。顯然，他同意他們兩人的說法。1961年就柏林問題舉行的曠日持久、毫無結果的磋商，以及盟國首都不斷傳來的來源不明的批評，常常郵感到氣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注意到埋怨美國「干涉」歐洲安全的那些成員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在它們無力支付自己份內的經費時，卻仍然期待美國承擔起北約的大部分軍費（他說：「一種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們軍事上存在，又要求我們外交上不存在」）。在柏林談判的步調上，他無法使麥克米倫和戴高樂兩人都滿意，並且認為讓他們兩人都不滿意比設法使他們中的一個人滿意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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