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02)_西奧多·索倫森

一〇二

　　事實上，象好幾個記者訪問了赫魯曉夫後的報道中所說的，蘇聯主席發現肯尼迪「堅韌不拔」，尤其在柏林問題上。他私下很喜歡總統的為人、他的坦率和他的幽默感——不過他說艾森豪威爾更通情達理，而且在U－2事件之前，一直全比較容易與之相處。

　　實際的結果是，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談不上勝利或失敗，高興或沮喪。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對方的弱點，可是全都沒有探索出來。赫魯曉夫並沒有為肯尼迪的理智和魅力所動搖，而肯尼迪本來也沒有指望能做到這一點。肯尼迪並沒有被赫魯曉夫的強硬言論所嚇倒——如果赫魯曉夫本來期望做到這一點的話，那麼他得到的是不同的結果。（他對一名記者說，「我們分手時，各人堅持著各人的看法。」）在結束冷戰方面並沒有取得進展——這是雙方早就預料到的。不過每一方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和持久的印象。每一方在有關國家的利益上都是寸步不讓的。每一方都象身為領導的人所必須做的那樣，親眼看到了他的對手的性格和爭論的性質；雙方都比以前更為清楚地認識到對方立場的堅定不移以及達成協議的重重困難。

　　§西方聯盟

　　1961年年初，肯尼迪開始不僅和他的主要對手而且和大西洋聯盟中他的主要夥伴去建立個人接觸。他最先會見、最有好感和最常會見的西方領導人是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他們一共會見過七次，僅在1961年中就會見了四次。他們的看法並不總是一致的。麥克米倫比較急切地希望與赫魯曉夫舉行最高級會談，而不太熱心在西柏林搞備戰活動。一他拿不准他的政府能否贊同美國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規部隊的計劃。而肯尼迪則知道，他的政府不會贊同英國對赤色中國的承認。總統有時不得不勸阻首相要在東西方之間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的想法。至少有一次，麥克米倫認為肯尼迪向以色列提供美國的隼式導彈一事，取代了英國的一次出售計劃時，曾勃然大怒，雖然不久怒氣即告平息。

　　然而，意見的分歧和年齡的差異並沒有妨礙這兩位領導人的友好相處。每一方都承認對方對歷史和政治，無論是國際方面的還是國內方面的，都有著深刻的瞭解。肯尼迪把麥克米倫看作一位可靠的盟友，對一些他在國內也難以處理的問題上也都非常合作（例如1962年的恢復核試驗問題）。肯尼迪欣賞這個英國人的親切談吐和風度、他那往往是雄辯滔滔的信件，他們通過橫貫大西洋的電話線經常進行的會商，以及他那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發展到超出聯盟所需要的程度。例如，1962年春天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午餐會上，雙方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對書籍和政治的一場無拘無束的討論上。在拿騷協定（下文即將談到）以後，有人說肯尼迪對麥克米倫很「軟」，肯尼迫回答道：「如果你處在那種困境裡的話，你也會需要一個朋友的。」

　　肯尼迪與麥克米倫的駐美大使戴維·奧姆斯比-戈爾私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和相互尊重，使總統和麥克米倫的關係得到了加強。這位大使同總統和首相都很熟悉，以致他在闡明，甚至預言彼此對對方建議的反應方面，堪稱理想的人選。他是凱思琳·肯尼迪已故的有爵位丈夫（他在戰爭中犧牲了）的堂弟，又是約翰·肯尼迪的老朋友，而且年齡也相仿。1961年年中，當他被派往華盛頓時，他那討人歡喜的手寫的短簡使總統十分合意。他們公私交往頻仍。確實，總統象對待自己班子中的一員一樣，常常和這位英國大使商量或把一些機密的事告訴他。他說：「我信任戴維猶如信任我自己的內閣一樣。」

　　總統對聯盟中其他兩個主要國家的大使就沒有這麼信任，這就加強了奧姆斯比一戈爾的有利地位。那兩位大使是西德的威廉·格雷韋和法國的埃爾韋·阿爾芳。肯尼迪把他們兩人都視為極能幹的外交官（儘管有—次當熱心社會福利事業的阿爾芳選擇傑奎琳作為傳遞一封信件的渠道時，總統感到很有趣）。誠然，在1961年，四國大使主要就柏林問題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的頻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發現奧姆斯比一戈爾好象很瞭解他的上級的意圖而最不至於向他喜歡的記者洩露秘密和怨言。

　　與肯尼迪接觸最多的另一個西方國家領導人是西德八十五歲的康拉德·阿登納。肯尼迪改變了過去杜勒斯把這位總理當作我們的主要歐洲顧問的策略，阿登納也知道這一點。他們之間在是否要和赫魯曉夫談判和對戴高樂的意見重視的程度等問題上，分歧是重大的，也是未能得到解決的。年齡的障礙也是難以克服的。「我感到，我不僅是在對一個不是同一輩的人談話，」總統對我說，「而且是在對一個不屬同一時代、同一世界的人談話。」他發現，要使阿登納滿意和改變是不容易的，要使他的政府保守秘密也是困難的。這位年邁的總理經常需要我們反復保證對他的愛戴和尊敬。然而，肯尼迪對阿登納是有著真正的好感和深切的敬意的。他欽佩他所完成的事業並欣賞他的機智。雖然阿登納似乎始終並不充分信任肯尼迪，但他對美國在1961年的柏林問題和1962年的古巴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是很尊重的。

　　夏爾·戴高樂和約翰·肯尼迪僅在1961年的巴黎會談期間會見過。當時他們個人之間的友好關係使其他每一個人和他們自己都感到驚訝。總統被戴高樂在過去歷史中的作用和他在未來歷史中所注意的問題強烈地吸引住了。在凡爾賽宮一次盛大的正式宴會上，他細問這位將軍對於丘吉爾和羅斯福這些先前的同僚的回憶。戴高樂說，丘吉爾只關心短期的目標。「象所有英國人一樣，他是個商人。他同俄國人作交易，在東方作出讓步，以換取在別處能放手行動。作為一個戰士，他有時極有意思，有時卻令人難堪。」戴高樂說，羅斯福一直是一位迷人的貴族式人物，是一個突出的能從長遠考慮問題的戰時領袖，但他的看法往往是錯誤的，如他對俄國的看法就是這樣。儘管「表面上互相極其親熱」，他說，羅斯福和丘吉爾對問題的基本看法並不完全是一致的。

　　「他們兩人中，你比較歡喜誰？」肯尼迪問。戴高樂的回答使他很感興趣。「我同丘吉爾吵得不可開交，但和他一直相處得很好。我始終沒有同羅斯福爭吵過，卻始終沒有能同他很好地相處過。」當肯尼迪談到丘吉爾和麥克米倫一定都從他們的美國母親那兒繼承了某些品質時，戴高樂誇張地回答說，「純粹的英國血統似乎不能夠產生出真正堅強的人來。」接著，他列舉了迪斯雷利和勞合-喬治以及丘吉爾作為例子。

　　肯尼迪為了準備同這位他稱之為「西方的偉大將領」會晤——這成功地迎合了眾所周知的戴高樂的虛榮心——閱讀了好多節這位將軍所寫的《回憶錄》，後來在同他會談時就引用了一些裡面的話。他在該書中發現了法國總統堅持了將近二十年的基本信念，而且他將在1963年以這些信念使毫無準備的西方世界感到震驚：（1）決心「保證法國在西歐的首席地位」並抵制盎格魯撒克遜人（英國和美國）「置我們於從屬地位的企圖」；（2）深信應聯合全歐洲，包括一個被解除了武裝的德國和最終達成諒解的俄國，但絕對、絕對不包括英國（而且，歐洲的聯合只能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因為唯一最終的實體是單一的民族國家）。他感到，英國——1945年，丘吉爾對於他要求簽訂一項協定予以拒絕一事就證明了——是一個對公海比對歐洲更感興趣的島國，它既是「美國稱霸」歐洲和歐洲從前的殖民地的策源地，又是它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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