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101)_西奧多·索倫森

一〇一

　　總統在回答中並沒有佯稱我們的盟國都象美國一樣民主。他說，我們有些聯繫是出於戰略上的理由，他舉出南斯拉夫（這使赫魯曉夫先生感到不快）和西班牙作為例子。但是他說，他認為支持變革的是占多數。他是主張變革的，也正是由於提倡變革才於196O年當選的。在他還是一名參議員時，他就曾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由於支持葡萄牙和其他盟國所屬殖民地的自決，他曾觸怒了它們。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前所未有的，也是對和平演變的一種貢獻。但是赫魯曉夫在1月份表示贊同的「解放戰爭」，卻並不見得總是反映人民的意願的，而且還可能使大國危險地卷了進去。

　　赫魯曉夫回答說，美國吃了自負的苦。美國是很富強的，以致它認為自己有特權，並可以不承認別人的權利。蘇聯不能接受這種「不用你管閒事」的論點，因為遇到人民的權益受到侵犯時，蘇聯就將提供援助。

　　但是赫魯曉夫堅持他的說法，即他的國家反對干涉當地民眾的自己的選擇。他說，共產黨人具有豐富的遊擊戰經驗。如果遊擊隊是從外部派遣進去並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話，那將是一件毫無希望的事情。但是如果遊擊隊是由那個國家的當地人組成的，那麼便會使敵人感到草木皆兵了。

　　赫魯曉夫先生曾兩次提到，他並沒有受到委託或被人要求代表赤色中國講話，不過他要表明自己的信念，即赤色中國應是聯合國的一員，而福摩薩則應是它的一部分。總統說，不，撤退美國武裝部隊和停止給予福摩薩支持將損害我們在亞洲的戰略地位。赫魯曉夫說，那就證明赤色中國為了福摩薩只得一戰了，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這就迫使他對於美國是否抱有和平共處的誠意產生懷疑。肯尼迪甚至可以佔領克裡米亞，並且說這將會改善美國的戰略地位。那便成了杜勒斯的政策。可是時代改變了，這樣做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又說，如果他處於赤色中國的地位，早就要為福摩薩而戰了。俄國在革命以後就曾擊退那些對它領土進行同樣干涉的更為強大的國家。他還說，正如殖民地的解放戰爭一樣，這樣的戰爭不是侵略戰爭，而是神聖的戰爭。

　　有三個特殊的實質性問題支配著這場討論，即老撾問題、禁止核試驗問題和柏林問題。在老撾問題上，正如往後一章所述的，肯尼迪的堅韌不拔迫使赫魯曉夫達成了他們之間唯一的一項實質性協議，這是一個微小的、但出乎意外的成果。赫魯曉夫聲稱總統曾下令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老撾登陸，後來又撤銷了這道命令。總統說，並沒有這樣的命令。主席說，他是從新聞報道中得出這種看法的。

　　肯尼迪說，他的政府不想增加美國承擔的義務，而是擔減少這種義務。在這裡指摘以往的歷史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雙方對此都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這不是在維也納要解決的問題。赫魯曉夫說，那很好，但是肯尼迪不能以所有這些義務都是在他就任前就已承擔下的為託辭而推卸責任。蘇聯曾廢除了它以前的歷屆政府所作的一切不合理的決定。例如，他否決了莫洛托夫有關奧地利問題的決定，因而使簽訂一項和約成為可能。他繼續說，在使用巧妙的辦法，高談「義務」，暗中指的卻是使用海軍陸戰隊來進行威脅方面，西方人要比東方人精明得多。但是物理學的定律表明，每一作用都會引起反作用。然而，他最終同意，雙方都不值得為老撾進行一場戰爭，呼籲在老撾建立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政府，並且應當遵守停火協定。

　　在禁止核武器試驗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赫魯曉夫先生說，一年中進行超過三次以上的現場檢查，就會被用來進行間諜活動，並說，他認為這正是五角大樓一直嚮往的，而艾森豪威爾的開放天空計劃就是這個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他還說，那年在剛果發生的事件給俄國人的教訓是——如果沒有否決權，就不能信任聯合國裡的任何中立國家或其他第三方面去檢查他們的行動。他開玩笑地說，假如美國想把他開除出去的話，那就該堅持這一做法。

　　總統問他，是否認為不可能物色到一個對兩國來說都是嚴守中立的人。主席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尼迪說，如果是這樣，那麼三駕馬車所行使的否決權將使雙方都不能斷定對方是否秘密在進行核試驗，這樣參議院是絕不會批准這一條約的。赫魯曉夫說，那麼讓我們全面裁軍，蘇聯就會放棄三駕馬車，並且贊同美國提出的任何管制辦法，甚至連文件都不必看一看。他認為，作為開端，任何其他措施幾乎都比一項禁止核試驗條約來得好些。他列舉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製造核武器和建立軍事基地等。

　　總統回答說，在裁軍談判拖延時日，得不出結果時。六七個其他國家卻在發展核武器，與此相比，俄國所說的對間諜活動的擔心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他引用了中國的一句諺語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並敦促赫魯曉夫跨出這第一步。主席說，顯然你非常瞭解中國人，但是我也十分瞭解他們。總統回擊說，你可能會變得更瞭解他們的。赫魯曉夫最後說，我已經非常瞭解他們了。

　　最嚴峻的會談是關於德國和柏林問題。正如下面一章中所講的，赫魯曉夫饒舌好戰，而肯尼迪也毫不退讓。正是會談的這一階段使總統頭腦最為清醒。

　　他後來說，「我離開時並沒有感到……一種諒解……——使我們不至於越過邊沿……——將是容易達成的。」他對不止一個新聞記者敘述了赫魯曉夫的要求以及他本人毫不退讓的決心。如果赫魯曉夫關於柏林的一番話算數的話，那麼眼下發生核戰爭的前景是非常現實的——因為肯尼迪所講的話也是算數的。赫魯曉夫仍死抱住所有那些陳舊的神話不放——如檢查就相當於搞間諜活動，西德是危險的策源地，美國是殖民主義的支持者，以及肯尼迪是華爾街的走卒等等，這也使總統感到失去信心。

　　對於同樣的詞——戰爭。和平、民主以及公眾意願——蘇
　　聯人和我們的解釋截然不同。對是與非，對什麼是內政和什麼
　　是侵略，尤其是對世界的現狀及其趨勢，我們的看法也都截然
　　不同。

　　為了對付在柏林問題上可能爆發的一場核戰爭（只有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來對此進行準備了），他希望記者和人民不要有任何幻想，以為他一直反對的那種自滿情緒會繼續得到寬容，或者有什麼毫不費勁的魔術可以使蘇聯的攻勢改變方向。他希望老是糾纏在他的外援和有關計劃上的國會覺醒過來，支持他的下一步行動。他希望人們不要把在維也納表面上的熱誠看作是一種新的「1955年的日內瓦精神」或是「1959年的戴維營精神」。但是他對新聞報道可能「卡得太緊」，他私下向新聞界發表的情況介紹又是那麼悲觀，而赫魯曉夫在公眾場合卻顯得那麼高興，因此不久就傳說維也納是一次蒙受創傷和挫折的經歷，赫魯曉夫對總統又是欺侮又是威嚇，而肯尼迪則垂頭喪氣、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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