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99)_西奧多·索倫森

九九

　　最後，大多數中立國的領導人開始尊重肯尼迪關於獨立和多樣化的概念，並且尊重提出這些概念的人了。他們認識到，一種微妙的態度上的轉變已使美國同他們國家內部爭取社會正義和經濟增長的願望相一致了；美國不再把土地分配、掃盲運動和中央規劃看作是共產黨的口號，而看作是受到我國政府鼓勵，甚至是指定要進行的改革；這個國家現在更常把手伸給那些得到群眾較大支持和具有較高社會目標的領袖，而不是伸給通常為西方外交人士所支持的「安全」的右翼政權；而且美國有了一位總統，他既理解又歡迎民族主義革命，並且相信，根據他自己國家的經驗，最恰當的貢獻並不是關於私人財產或政黨制度的概念，而是人類尊嚴和自由的傳統。

　　亞非拉的學生團體、工會和民族主義政黨開始降低他們反美口號的調子。他們的聯合國代表團開始更為經常地同我們的代表一起投票。以前認為是親蘇分子而受到排斥的幾內亞總理塞古·杜爾也攻擊共產黨大使館在他的國家內搞陰謀，並歡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和平隊的代表團。甚至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加納的恩克魯瑪和埃及的納賽爾也不時緩和了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譴責，因為這時在國內也好，在亞非國家也好，美帝國主義這類詞已不大有用了。

　　這些人往往是使美國總統感到心情不舒暢的朋友，而且國會對於繼續提供援助也很有意見。但是肯尼迪認為，他的政策使他能對這些中立國家的行動保持某種影響，井使它們的領袖有所約束。肯尼迪的個人威信有助於促使蘇加諾釋放幾年前在對他的政府的一次襲擊中被打下來的一個中央情報局的飛行員。它還有助於說服納賽爾制止阿拉伯聯盟中反以色列的狂熱分子。納賽爾喜歡肯尼迪的大使約翰·巴多，他也喜歡肯尼迪搞私人通信的做法。蘇加諾很喜歡和平隊，而且——儘管同司法部長有過一場傷感情的舌戰——希望總統前去訪問。肯尼迪說，如果因為這些人說過的每一句蠢話或做過的每一件蠢事就拋棄或譴責他們，如果因為他們引起我們不快就切斷我們的援助或不運送糧食，那只會對共產黨有利。

　　他還希望利用我們的援助和貿易政策「去擴大鐵幕後的國家」，特別是波蘭和南斯拉夫，「在態度上或步調上可能出現的任何分歧」。如果說共產黨集團曾經是鐵板一塊的話，那末到六十年代它已不復如此了。他想鼓勵現存的各種民族主義傾向。美國同波蘭人和南斯拉夫人的關係雖然動搖不定，但這總比他們完全採取敵對態度要好。雖然鐵托同莫斯科的關係有所改善，他仍然願意鼓起政治熱情歡迎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到白宮來。他迅速向斯科普裡^①地震的災民送去了醫療援助；他在花園歡迎一支波蘭男孩歌詠隊；他為這兩個國家謀求經濟援助；他還同國會進行鬥爭，堅持要給予這兩國同其他一切國家相同的關稅待遇。他十分同情他的駐南斯拉夫大使喬治·凱南。凱南因為國會背離了肯尼迪的南斯拉夫政策，把它搞成了一個「前後矛盾、沒有成果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大雜燴，而辭職了。

　　①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首府。——譯者

　　總而言之，這是處理外交事務的一種精明的辦法：幫助某些共產黨國家，不幫助另一些共產黨國家；既同盟國友好又同中立國家友好；既向私人工程提供資金，也向社會主義工程提供資金；既援助某些革命家，也援助某些反動派；贊同某些一黨制的政府，不贊同另一些一黨制的政府。國內和國會中有些人仍然認為一切問題的解決辦法是；以行為不檢為理由撤銷我們的援助。對於他們來說，總統的這種方針實在太玄妙了。總統在1963年他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再一次強調說：「這些國家是貧困的，他們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是有自尊心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激進的。我並不認為國會山的種種威脅會帶來通常期望的那種效果……我並不認為鬥爭已經過去，也不認為這種鬥爭可能會在本世紀結束。」接著，他相當簡明地把以上的意見概括起來：「我認為當今是個險象叢生、風雲變幻的世界。我認為我們不得不同它共存下去。」

　　◎第十七章　世界領袖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對於這位年輕得和他們兒子一樣的人在工960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感到既憂慮、又好奇。他們中至少有兩個人——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納和自由中國的蔣介石——幾乎公開地贊成尼克松。蘇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對這兩位候選人全都不在意，認為他們是「一雙靴子——是左腳的那只好呢，還是右腳的那只好？」然而到1961年，無論是友好的、不友好的或是中立的領導人都試圖更多地瞭解約翰·肯尼迪。為了闡明自己的立場、消除他們的疑慮，並「重新探索和平」，肯尼迪立即著手改善聯繫的渠道。

　　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對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遜表明，他有興趣儘早與肯尼迪會晤，並在肯尼迪就職時向他發來了一封誠摯的賀電，正如在他當選後一樣。緊接著，作為表示願意恢復巴黎首腦會議失敗以後便堵塞了的蘇美聯絡的一種姿態，赫魯曉夫釋放了前一年夏天起被關押的、實際上是與世隔絕的兩名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肯尼迪在他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以一種有節制的、講究實際的方式宣佈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他說：「這一行動消除了改善蘇美關係的一大障礙。」他明確表示U－2飛機以及其他飛機將不再飛越蘇聯上空，雖然他並沒有把這項行動稱作是酬謝。

　　2月11日，總統就我們與蘇聯關係問題在白宮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臘斯克、邦迪和四個擔任過駐莫斯科大使的專家：當時仍擔任駐莫斯科大使的湯普遜，繼續擔任國務院俄國問題專家的查爾斯·「奇普」。波倫，擔任駐南斯拉夫大使這個敏感的情報收聽站職務的喬治·凱南和艾弗裡爾·哈裡曼（他在肯尼迪政府內最先擔任的職務是巡迴大使）。他們中間沒有人主張兩國政府首腦應舉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級」會議，肯尼迪更是如此。肯尼迪一貫認為，雖然遇到出現戰爭威脅時這種會議或許是必要的，或者作為「最後正式批准由較低級的會議所達成的協議的場合」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級會議不是一個涉及細節的談判場合」。細節問題須由專職的專家通過悄悄的途徑予以處理。最高級會議總引起過度的希望和公眾的注意，因而就產生無根據的鬆懈、失望或緊張情緒，它會把個人威信、體面和政治權術的考慮注入到嚴重的國際爭端中去。

　　但是2月11日的討論認為，同蘇聯領導人的私人的、非正式的會談和舉行認真談判的最高級會議是有區別的。與會者一致認為，私人的、非正式的會談將有助於讓總統估量一下赫魯曉夫，直接探聽出赫魯曉夫對禁止核試驗和其他問題的觀點，獲得藉以判斷赫魯曉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並能夠比通過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確切地表明我國將為之戰鬥的重大利益。這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後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闡述的那樣，即「聯繫渠道應該保持十分暢通」，「減少發生危險的機會」，防止他有生以來導致了三次戰爭的那種估計錯誤，並達成可以防止核戰爭，到時候還可以使冷戰緩和下來的某種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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