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98)_西奧多·索倫森

九八

　　但是「聯盟」的進展開頭是緩慢的。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拉丁美洲的嬰兒死亡率幾乎等於我們的四倍，其人民的估計壽命不到我們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年產量不到我們的九分之一，文盲率高達SO％，學校、衛生設備和受過訓練的人員都很缺乏；某些地區的通貨膨脹如脫韁之馬，城市中有駭人的貧民窟，鄉村很肮髒，而他們對美國投資又持十分懷疑的態度，那麼我們應從哪兒下手呢？總統說，這個任務的規模是令人驚愕的，即使這是個十年計劃。在以後的幾個月裡，他本人也對聯盟的規模感到吃驚。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使用了一個他罕用的詞，說他感到很「沮喪」

　　拉丁美洲相繼發生的軍事政變也成了一個難題。總統說，為了制止它們的政變而派遣海軍陸戰隊進去，「不是壯大民主力量的辦法」。他企圖提供種種條件——例如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實行自由選舉，烙守憲法的規定等——但他的政策既沒有一直予以貫徹，也不是一直成功的。經濟援助和外交關係斷絕了再恢復，或雖不斷絕，但在形勢本身不明朗的情況下就處於一種不明朗的狀態之中。

　　多米尼加共和國發生的情況是一個特殊的事例。1961年5月，長期執政的軍事獨裁者特魯希略（他被肯尼迪排除在聯盟的所有活動之外）遭到暗殺，引起了沒完沒了的動盪和紛爭。美國外交人員的告誡和美國軍艦的到場使特魯希略式人物沒有能登臺，而引進了一個民主政府。但是三十年來第一次通過合法選舉產生的總統胡安·博什卻那麼軟弱無能，無法防止連綿不斷的政變和反政變。

　　和軍事政變相反的另一種威脅是，由卡斯特羅或共產主義的追隨者來接管政權。肯尼迪謀求採取聯合行動，以防止古巴把武器和人員輸往拉丁美洲其他國家。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成功地使卡斯特羅日益從其鄰國之中孤立起來。1963年，他曾研究過一份擬議中的使門羅主義現代化的新文件，把它作為一項反對共產主義進一步滲入西半球的宣言。可是他到1963年也更清楚地認識到，「拉丁美洲的巨大危險……同古巴無關……（包括）文盲、住房惡劣、財富分配不均、國際收支逆差、原料價格的下跌……［以及］同古巴無關的當地共產黨的活動」。那年11月18日他在邁阿密說道，「如果聯盟要成功，我們必須……制止共產黨的滲透和顛覆活動，」但是，「……僅僅抱怨卡斯特羅〔或〕共產主義，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

　　儘管有這麼多問題，聯盟仍取得了進展。肯尼迪到拉丁美洲的幾次訪問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傑奎琳通常總陪同他一起去的。肯尼迪在一次訪問之前曾說，她的到場是贏得大量歡迎群眾和良好待遇的保證。1961年，在哥倫比亞波哥大附近，總統站在一片曠野上為聯盟行將興建的一項住房工程舉行了奠基儀式。一年多以後，他收到首先住進那些住房中的一戶人家的家長阿赫米爾·普拉薩斯·加西亞先生的一封感謝信，信中結尾說：「我們很高興……不再象流浪漢那樣四處遷移了。現在，我們有了尊嚴和自由。」

　　拉丁美洲每四個學齡兒童中有一個得到額外的糧食配給，數萬戶農民重新安置到了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其他數千人獲得了新住房、新教室或新教科書，他們全取得了較大的尊嚴和自由。從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是業已開始的長期改革：建立中央計劃機構，對賦稅法和行政管理略加改革，在土地的使用和分配方面作些改進，把詳細的開發計劃提交給美洲國家組織，以及由當地作出更大的努力提供教育、住房和金融設施。十九個國家中有十個超過了聯盟所規定的年度經濟增長的目標。

　　然而，現實同格蘭德河兩岸人們對於聯盟的讚美之詞還是不相稱的。總統不得不經常答覆對聯盟抱懷疑態度的人的問題。他在1963年11月18日說，「儘管有種種艱難險阻……抵制反對……步子緩慢，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強烈地支持和相信爭取進步聯盟……我並不低估困難……但是……最大的危險不在於我們的處境如何，也不在於敵人，而在於我們自己的懷疑和恐懼。」

　　§多樣化的方針

　　在南北美洲對聯盟不滿的人裡，有些人對肯尼迪樂意援助國有化工業和援助徵用（作為補償）美國人產業的國家的做法持反對態度。這不僅是拉丁美洲的問題。他對印度（波卡羅鋼鐵廠），加納（沃爾特水壩工程）和其他地方的援助計劃也遭到了類似的反對。由於許多受援國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象他們的國內經濟那樣，同我們的政策不相一致，這就進一步加強了國會對援助這些國家的敵對態度。許多國家在尋求美國人援助的同時又尋求蘇聯人的援助。許多前殖民地自動地採取了反對西方的姿態。

　　他並不堅持認為應將每個國家標明為共產黨國家、反共國家，或者是熱中於冷戰的國家。他說，中立主義曾經是「我們自己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的一部分」。他還認為許多奮發圖強的新興國家奉行中立主義，與其說是「不道德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度用過這個詞），不如說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該老是指望看到他們支持我們的觀點，」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說。「但是我們應該老是期望看到他們強烈地維護他們本身的自由。」象巴基斯坦這樣的盟國往往抱怨他對印度那樣的中立國家同樣地友好。

　　但是正因為我們結成聯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備國的獨立和安全，他認為沒有理由對任何一個採取不結盟方針，從而能夠最有效地實現這一目的的國家不那麼友好。蘇聯人長期以來一直出力地爭取中立國家，肯尼迪也無意從競爭中退出去。1961年年初，他遭到了歐洲盟國的抱怨，因為他悄悄地放棄了國務院以前的政策，沒有把向美國新申請外援的所有非洲國家先轉給他們原來的宗主國；當門南·威廉斯支持「非洲人的非洲」這一口號時，它們就更為不滿。對此，總統淡然地評論說，「我不知道非洲還應該是哪個別人的。」

　　他也不想去規定受援國的國內政策。雖然他確實想使其他國家在利用我們資金時作出基本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我們自己的制度不能普遍地強加於這樣一個世界，或為這個世界所接受，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不是白人……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對自由企業，正當的法律程序或澳大利亞式的無記名投票都一無所知」。所有國家都必須採用自己的制度，而使它們能自由地這樣做，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1963年，他開始在演說中多次談到「要確保世界具有多種不同的形式」。這句話同威爾遜所說的「要確保世界享有民主」，並無特別的抵觸。這一句話就概括起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少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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