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94)_西奧多·索倫森

九四

　　我們是在一個悲痛和挑戰的時刻開會的。哈馬舍爾德去
　　世了，但聯合國繼續存在。他的悲劇銘記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但他為之犧牲的任務在我們的議事日程中居於首位……
　　問題不在於一個人的逝世；問題在於這個組織的生命。

　　……因為在（它的）發展中……寓有代替戰爭的真正的、唯一
　　的辦法，而訴諸戰爭不再是一個可採用的合理的辦法了……
　　因此，讓我們在這裡作出決定，使哈馬舍爾德不致為此白
　　白奔波和白白死去。讓我們發出結束恐怖行為的呼籲。

　　總統說，聯合國「既是衡量人類最慷慨的意圖的尺度，又是實
　　現這種意圖的工具」。它需要予以加強，而不是受到藐視。
　　不管填補哈馬舍爾德先生的空缺會有多大困難，這個空
　　缺由一個人來擔任總比由三個人來擔任好。即使是三駕馬車
　　的三匹馬，也並沒有三個分道揚鍵的馬車夫。

　　允許每一大國去裁決它自己的案件，那將使這個和平總
　　部成為冷戰的場所……作為大國之一，我們拒絕這樣做。因
　　為我們認為在自決的時代維持世界法律，比在大規模毀滅的
　　時代走向世界戰爭，不知要好多少倍。

　　他回顧了懸而未決的問題和提案，接著他以一種流露出不尋常感情的語調結束他的講話道：

　　不管我們有時看來多麼接近那個黑暗和末日的深淵，和
　　平與自由的人們決不要灰心失望。因為他們並不孤立……
　　我們要麼共同來拯救我們的星球，要麼我們在它的火焰
　　中同歸於盡。我們能夠拯救它，也必須拯救它，這樣我們將永
　　遠贏得人類的感謝，同時作為和平的締造者，也將永遠得到上
　　帝的保佑。

　　第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後所取得的成就幾乎不能說是總統這篇演說的功效。史蒂文森大使主要負責進行的巧妙的談判，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總統在聯合國的緊要關頭給了它新的動力。三駕馬車的原則被排斥了，吳丹被任命為代理秘書長，而且他的職務的完整性也得到了加強。儘管大會就印度佔領果阿問題採用了雙重標準，儘管大會中不負責任的大多數會員國（他們是沒有參加憲章起草工作的新會員），造成了不斷增長的危險，聯合國還是很有活力，而美國在其中的影響也頗有活力。蘇聯的倡議在我們反對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取得成功，反過來，我們的提議雖也遭到他們的反對，卻常常仍能取勝。事實上，由於已經作出決定：把接納赤色中國的問題列為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通過的「重要問題」，這樣接納中國的問題——在北京態度沒有轉變的情況下——就變得更為困難了。

　　但是，聯合國的一個新危機——財政危機，幾乎立即便出現了。為了緩和蘇聯、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拖欠對剛果和其他維持和平行動所應付的特別款項而造成的財政赤字，聯合國決定發行一種臨時應急的債券。總統保證他的政府將承購多達一億美元的債券。他認識到，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這筆貸款將由聯合國會員國正規繳納的款項中償還，共產黨國家對那筆款項也是按比例交納的。如果由於聯合國經濟破產和分裂而在剛果這類地區造成真空，那麼遲早肯定會導致大國的對抗，也就是說會迫使美國採取代價高昂得多的行動。

　　在總統對我國安全負主要責任的事務上，他並不認為聯合國是個可以替代美國採取行動的組織。在他看來，即使聯合國有力量承擔起管轄權，也不能依賴小國和中立國家去解決重大的爭端，因為這些國家總是竭力想避免戰爭，常常容易上蘇聯那過分簡單化的宣傳的當（例如使西柏林成為沒有西方保護的「自由城市」，或者把古巴導彈基地同美國的海外軍事設施等同起來）。大國自身的對抗必須由它們自己去解決。聯合國在制止共產黨的顛覆和滲透方面也做不了多少工作，它也不能強制實行有效的裁軍，或是對重大的侵略行動提供它自身的軍事遏制。

　　但是，總統說，聯合國「主要是弱小國家的保護人，又是強國的安全閥門」。小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出氣顯然比它到別處去炸毀城市來出氣要好。聯合國秘書長根據決議所採取的行動遠比大會上喧喧嚷嚷的吵架更有助於解決、限制或冷卻小國之間的灌木林火式的戰爭，防止它們燃成大火。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哪個非當事者的政府能象聯合國這樣安全、公正和有效地進行干預的。聯合國在履行這個職能時——在西新幾內亞、在也門、在剛果——肯尼迪願意給予一切支持，包括軍事運輸在內。他希望（但不寄予過大的希望）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以後，聯合國能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安全體系」。

　　三、致力於空間計劃

　　總統在1961年向聯合國發表的演說中，要求在一個新的領域——外層空間——進行和平的合作。他說；「決不能讓宇宙的寒冷地區成為更加寒冷的冷戰的新戰場。」在那年的就職演說和第一份國情咨文中，他都號召東西方合作「來創造科學的奇跡而不是使人看到科學的恐怖。讓我們一起去探索星球吧。」

　　但是，蘇聯人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們無意同大大落後於他們的美國空間計劃——不是在科學研究的數量和種類上，而是在把大型運載工具發射入軌道的十分重要的能力上——進行合作。蘇聯人有較為強大的火箭推進器——在他們掌握小型氫彈的技術之前，原先是發展起來為了發射更為巨大的核彈頭的——在1957年首先發射了一個宇宙衛星，接著又第一個把活的動物送入了空間軌道。儘管多數党領袖約翰遜一再敦促，艾森豪威爾政府在著手制定我國的空間計劃方面卻是遲緩和拖拉的，而共和黨官員們還對俄國人所作的努力的意義大加嘲笑和表示懷疑。杜魯門總統也砍掉了戰後在德國科學家幫助下開始制定的初期美國空間計劃。

　　約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競選運動中曾激烈抨擊我國在空間探索上同蘇聯的差距。在他看來，這象徵著國家在共和黨的統治下缺乏首創精神、創造才能和活力。他確信美國人還沒有充分領會到空間競賽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響。在東西方競相說服舉棋未定的新國家應轉向哪條道路，並指出未來將是什麼浪潮的情況下，他擔心蘇聯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有助於給人一個危險的印象，即蘇聯在各方面無可爭議地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特別是在科學方面一馬當先。美國科學家可以一再重複說我們的空間研究所作出的較為扎實的貢獻，是衡量我國實力的更為確切的標準，但對此美國和全世界都未給予充分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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